查看评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共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102亿美元，数量和数额同比分别增长29%和125%。
中国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这显然与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严重不符。而在WTO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也并不让人乐观。
与此相对应的是，出口积累的2.3万亿外汇储备在转换为国民福利方面无甚作为，如何提振内需一直是一个难题。
对此，本报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最优的策略选择是针锋相对
《21世纪》：我们看到，经济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增多趋势，不但有美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受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产品类别也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如此大规模贸易磨擦产生的原因?
张燕生：首先，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呈现显著的反向联系，也就是说，全球GDP走势低头的话，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就会抬头;反之，如果全球GDP增长向上的话，那么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就会随之减少。当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显然是与此轮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目前全球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从多边贸易体系的角度来讲，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底启动至今已有8年，去年由于美国和印度因农产品贸易开放的保障机制互不相让而导致谈判破裂，但危机过后国际社会认为应该重启谈判，我们期待明年年底以前能够达成新一轮的多边贸易开放协议，用贸易进步来完结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但是，要想让各个国家让步本国贸易利益是很难的，不仅多哈回合谈判不乐观，而且期待在WTO框架内制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很难。如果一个国家要动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搞贸易利己主义，我们会发现WTO解决贸易冲突的协调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个原因，中国既是一个贸易大国，又是发展中大国，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非常容易与贸易伙伴国发生冲突。
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主要是最终消费品，产品是直接卖给老百姓的，因此进口国就直接感觉到中国产品的竞争。如果出口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的话，其区别是很明显的，因为别国需要你的中间产品作为零部件，就会对你的产品有依赖，从而会少一些贸易摩擦。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外贸依存度虽然比中国高，但德国面对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却比中国少得多。
另外，中国的目前贸易结构以低档产品为主，进入门槛比较低。全球过剩的产品永远竞争比较激烈，到哪都会打仗。
《21世纪》：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带来哪些挑战和压力?
张燕生：我认为，目前常被用到的四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反倾销、反补贴、特保、技术贸易壁垒，没有一个是中国容易对付的。
首先看反倾销，由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限制，一旦发生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的成本和价格参数必须取第三方的，那么，无论哪个第三方的成本都比中国贵。即使是印度，其综合物流成本、产业配套成本等也明显高于中国。
再看反补贴。反补贴和反倾销是矛盾的，反倾销调查是说企业有不公平的竞争贸易行为，反补贴是说政府有不公平地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的变相补贴行为。二者的矛盾就在于，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的成本和价格的参数是不能够使用的，那么就不能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因为没有办法衡量中国的补贴程度。因此，一般的反补贴都是认定其为市场经济，因此才能进行反补贴调查。美国一方面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地位，一方面又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到足以进行反补贴调查，这显然是矛盾的。美国自2006年开始首次启动针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调查，就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足以提供可靠的参数。无论是银行利率水平的决定，还是对国有企业采取的政策，都成为其理由，这让中国百口莫辩。
第三个问题是特保。特保的贸易工具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反倾销、反补贴是假定企业或政府有不公平竞争的贸易行为，而保障措施是假定你的竞争行为是公平的，但是由于你出口太多而对别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或存在实质性损害威胁，因此对你实施贸易救济性措施。特保这一工具有三个特别不合理之处：一是歧视性，只针对中国;二是单向性，WTO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用特保来制裁中国，而中国却不能用特保的条款制裁任何一个WTO成员;三是有贸易转移的规定，也就是一旦一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特保，那么中国的产品转移到另外一个WTO经济体也同样可以被特保制裁。这样显然会对整个相关行业造成致命打击。
第四是技术贸易壁垒，食品检疫、安全检疫、产品检测、技术标准这一整套标准，动不动就判定中国的某一个指标不能达标，因此相关产品就不能进口。
我们会发现，凭借这四种贸易手段，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占全球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这方面的复杂性就在于，启动对华贸易摩擦程序的经济体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既有大国也有小国。而且从类别看，我们会发现，钢铁、纺织、化工等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产品都是目前遭受贸易保护打击最大的。
《21世纪》：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贸易摩擦现状，您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建议?
张燕生：首先，我所研究人员用博弈论的模型计算中国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最优的策略选择是针锋相对。
为什么要针锋相对呢?这就要考虑到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比如说美国人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他们会强调先发制人、以牙还牙、先小人后君子，而中国人则强调后发制人、以柔克刚、先礼后兵。但中国人的处事哲学和价值观对西方人来讲，他会认为你肯定有鬼，没鬼为什么一直处处谦让呢?因此中国忍让的最后结果是他会认为你是贼。
以出口导向带动产业升级
《21世纪》：您对于中国在内需跟外需之间的调整过渡，有怎样的看法?
张燕生：2008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克鲁格曼讲了一个道理：内需好比是本，外需是本以外的增量，外需每增加一个单位，如果能够赚回固定成本，而赚不回可变成本，那么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每出口一个单位的产品就会摊薄固定成本，毫无疑问，增量对总成本降低是有好处的。因此出口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每一个边际单位的出口都能够降低总成本，提高边际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外需是非常重要的。
外需还有一个一直得不到解释的理论，就是为什么出口导向发展的业绩会比进口替代好?中国台湾在1960年代有过一场论战，叫“亚当斯密大战李斯特”。台湾地区当时是应该搞出口导向呢，还是应该搞进口替代?批评出口导向的人认为，台湾当时可供出口的只有菠萝、大米、香蕉，这些东西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是长期相对下降的，也就是可以换回的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工业设备会越来越少，出口购买力将长期恶化，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台湾地区不可能凭借搞出口导向富裕起来。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台湾以香蕉、大米、菠萝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后，慢慢从生产香蕉、菠萝、大米变成了纺织、服装、鞋帽，再变成了小五金、小机电，存在一个动态升级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出口导向确实优于进口替代。外需不仅仅是为了挣外汇，而是通过国际交流，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在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创新方面的差距。
但是任何一个道理都是双刃剑，不能仅强调一面，而要强调平衡。长期的双顺差，意味着长期的实际资源净流出，那么其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就会增大;别人就会给你贸易保护的报复;国内的资本和国内企业就会受到抑制;中国的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的能力长期得不到培育，就不能实现成长和升级。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21世纪》：中国强大的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此强大的出口外汇，在转化成国民福利这方面显然还很不足，如何提振内需一直是一个难题。您如何看待?
张燕生：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积累了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为下一步经济福利的增进提供了基础。我觉得，现在到了以外汇储备增进国民福利的阶段，但只是刚刚开始。
《21世纪》：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张燕生：外汇储备资产就是要满足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性原则”，随时可以用来抵御国际收支风险的这部分资产，到底多少是合理合适的呢，我曾和相关研究人员有过这方面的讨论，他们认为6000亿-8000亿美元是合理的。那么，2.3万亿如果减掉8000亿还有1.5万亿，也就是说这1.5万亿是非储备性的，不应该满足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三性原则，就不应该趴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应该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
研究人员分析，这1.5万亿可以分阶段，一步一步地藏汇于民，由居民、企业、银行和政府部门持有。这些钱可以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用于“走出去”对外投资，比如投资一些资源和能源类资产;也可以投资海外加工组装基地;另一方面是投资于中国目前比较缺失的全球营销渠道，目前进出口渠道主要靠国外大采购商，比如沃尔玛，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营销能力，一旦危机来临，采购商不买的话，我们的产品就销售不出去。除了中国产品要走出去，中国的金融、贸易、科技等都应该走向全世界。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拿1.5万亿在未来20-30年建立起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
第二方面，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提高国民福利。这部分钱可以搞技术进口、设备进口、人才进口，这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个重要支撑。另外也可以变为社保基金的资产，帮助老百姓解决后顾之忧，假设社保基金既有人民币资产又有外汇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会过得更安全。
第三方面，这笔钱可以用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目前有一些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比如把中国到非洲投资说成是新殖民主义，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证明中国去非洲开采资源，不会给非洲留下一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不会把非洲作为过剩产品的倾销地，而是作为一个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的新模范。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