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然而对照今天的中国，许多部门的产能过剩，或者供给的弹性很大，反而是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在起作用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变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投资，也不在于政府消费，而在于居民消费。表面上看，危机中的消费给人稳步增加的印象。很多人提到，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多，这看上去表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速均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出现了明显下滑。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

　　仔细辨析可知，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会通过以下途径高估居民消费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零售额；还包括了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这两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费范畴之内。居民建房支出在统计上属于投资。尽管社会零售总额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费之外的项目，但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

　　众多研究将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问题，解释为中国的高储蓄率。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也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高15个百分点。很多人强调，中国的高储蓄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现象。

　　这些解释似乎暗示，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的边际倾向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解释中国储蓄率上升还依赖了东亚文化，尤其是强调社会安全网络的不足。但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固然对解释中国储蓄率高企至关重要，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储蓄率经历了一个止跌回升的过程，而同期的消费占GDP比重却基本处于持续下滑通道之中。

　　实际上，中国消费率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下降。统计分析发现，储蓄率的变动只能解释中国近年来消费率明显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下降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但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比重的下滑尤为值得关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大概有1－1.5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结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1996年至2005年，共下降了10.7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5个和3.2个百分点。

　　此外，投资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偏小，纵向比较看，家庭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近十年来也有显著下滑，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诱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畅。再加上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也十分微弱，与国外政府在公共部门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支出比重过小，并且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

　　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行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归纳来看，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这些措施还显不足。笔者认为，要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收入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难有实质性增加。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倚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企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够让更多地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此外，当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弥补其在公共支出领域的缺位十分必要，转移支付作为事后的调节，还难以从根本上对国民收入在各部门以及各人群中的分配作出重大调整，而要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些重大调整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