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评论 本轮“民工荒”四大特点
“民工荒”并非新事物，实际上2004年就已出现。但本轮“民工荒”却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四个特点。
(一)从时间上看，缺工时间早于往年
以往的“民工荒”多发生在春节前后，而此次“民工荒”从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且持续时间较长。例如，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 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2009年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东莞地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比从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
(二)从地域上看，缺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数据显示，广东全省2010年2月底缺工人数达到90万人。福建全省2月底缺工人数为28万人。浙江省2月底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5：1。“珠三角”、“长三角”不少企业异口同声发出感慨：今年招人实在难!
此外，本轮“民工荒”在一些中西部地区也有所显现。例如，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地都有招工难的现象，河南郑州火车站广场曾打出“外出务工兄弟姐妹，河南妈妈喊你回家”的标语。
(三)从行业看，缺工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此次“民工荒”中找不到人的企业多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9.1%，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排在前三位。从工资看，2009年农民工收入最低的行业为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他们的月均工资分别为1264元、1276元和1331元。
(四)从工作岗位看，缺工主要集中在一线操作工
与2004年“民工荒”缺工集中在技术工不同，本次的“民工荒”紧缺的是普通的操作工。例如，温州劳动力市场缺口最大的5个工种是：普工、服务员、学徒工、平车车工和注塑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统计信息显示：服务员、普工、缝纫工最为紧俏。
“民工荒”原因：农民工流动成本上升
此次“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之所以出现大规模“民工荒”，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老的原因，也有新的因素。但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劳动力总量的供给延续了相对减少的趋势。另一个原因，也是本轮“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流动(或务工)成本进一步提高。
(一)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
在本世纪的头9年(2001-2009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左右，大大低于1996-2000年的水平;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却保持了年均10%的快速增长，远高于1996-2000年平均增长8.6%的水平。本轮“民工荒”无疑与此紧密相关。
有关研究也表明，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以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推算，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 .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从图2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年龄在0-14岁和60岁以上的人口数与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人口数之比)持续上升，且趋势是逐步加快。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翻一番，达到23.8%，与日本2000后的比例大致相同。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预计在2010年达到峰值。因此，无论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来看，在未来的时间内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
此次的“民工荒”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的逝去，以现在的经济模式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我们必然会遇到劳动供给的制约问题。今后20年我国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将慢慢消失。
(二)农民工的流动(务工)成本进一步提高
1、短期外出务工难以弥补外出成本
此次“民工荒”爆发虽然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有关，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外出成本较高。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等多种因素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剔除正常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受危机影响下岗或失业的农民工数量至少在1100万人以上。作为返乡潮的延续，2009年春节过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出外打工，而是留在家里等待观望。到2009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企业久违的订单重新增加，闲置的生产线重新开动，可工人找不到了。
正常情况下，随着经济回升，失业者应该会很快回到企业就业。但是对于我国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民工，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因为在家等待的农民工通过算计发现，不足半年时间的打工收入与外出的成本及留在家乡附近打工的收入相比，可能留在家乡更合适。因此，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返回原来的务工地，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家乡或者附近城市务工。2009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在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来说，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并没有随之很快恢复，“民工荒”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国劳动力流动性差、流动成本高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其根源是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国际上多数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成为城市居民。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过程是不统一的，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时，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很难在城市留下来。大部分农民工在春节等期间往往要返乡，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农民工还会返乡定居。这种流动过程中的回流大大增加了农民工的打工成本。很多农民工每年回家过年的路费要用掉打工节余工资的大部分，并且心理上也不利于城镇化。
2、中西部发展快，增加了用工需求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特别是在中央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的带动下，中西部地区更是掀起了一轮热火朝天的投资潮，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6%;安徽省GDP增长12.9%;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中拔得头筹;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中西部地区高速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为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或者附近打工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工资增长加快，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减小(2009年东、中、西部农民工工资的增加幅度分别为5.2%、5.9%和8.2%)。再加上流动成本的原因，沿海地区的“招工”竞争优势不断弱化。2009年，农民工开始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外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8.6个百分点。
3、农业生产比较效益逐步提高
近年来，随着取消农业税、减少各种不合理收费、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农业生产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措施的实施，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有了持续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在遇到金融危机冲击、打工不够景气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工选择务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4、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成本提高
目前1 .5亿外出农民工中将近60%是1980年后出生的，6%是1990年后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返回家乡，第二代农民工(又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力。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个人素质、就业特点还是在价值观念上都明显不同于第一代。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文化素质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92.9%，比第一代农民工高11个百分点。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意识强，不愿意从事农业活动。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外出时间9.9个月，比第一代农民工多近1个月，且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全年没有从事过一天农业生产活动。三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不同，他们的消费倾向较高。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和月均消费分别为1243元和478元，消费率是38 .5%，而第一代农民工月均收入和月均消费分别为1475元和422元，消费率是28.6%。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是横向的，而第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念是纵向的。第一代农民工经常与自己的过去比，只要外出打工后自己的收入比过去高，日子过的比昨天好，他们就觉得满足了，对今后返回家乡有预期、有认同感;但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横向比较，与城市同龄人比，即使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只要自己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心里总是充满不平衡和被歧视的感觉，希望改变城乡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因此新生代的农民工并不愿意从事技术含量低，仅靠出卖劳动力，且报酬不合理的工作。此次“民工荒”呈现出来的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的企业缺工最明显的特点，也许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一种表现。
因势利导促进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
面对本轮“民工荒”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反思，在弄清原因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在顾及眼前的同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和较长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体制性障碍，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流动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容易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波动。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工以至于农民在社会保障，接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无法很好地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
首先，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然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仍然是不够的，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85%的水平，以及世界平均55%的水平。
其次，目前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大好时机。此次“民工荒”说明我国劳动力流动成本和务工成本正在不断提升，同时长期依靠出口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一定问题。如何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劳动力配置，调整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布局就成为了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加速城镇化进程是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城镇化发展会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和投资，为农民工进城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步改革制度，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让农民工逐步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当中，不但能解决农民工的民生问题，还能通过减少流动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效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后，将有利于农民工潜在消费能力转变成为现实消费。城镇化是把投资、消费这两驾马车有机联系起来的重要结合点。
(二)加快推进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面临全方位的压力：沿海地区的环境成本和土地成本近年来不断上升，同时，物价水平的上涨也带来了生活、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低端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产业升级是经济的纵向深度，而转移则体现了经济布局的梯度性。伴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已经具有承接大规模传统制造产业的能力，制造业沿着珠三角——长三角——泛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路线转移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生活理念上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发展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等的条件，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总之，应该深刻反思此次“民工荒”，以及其背后的劳动力结构和总量的变化，为区域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思路，通过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带动区域发展，实现地区和行业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