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国内市场上成品油、天然气服务商和供应商的多元化与我们的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成天琢磨人家是不是有油不卖给我们。

　　在中国的能源政策话语中，“摆脱被别人掐脖子的局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它源自以大庆油田开发为蓝本的自力更生精神，同时也是判断某项能源政策是否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标杆之一。

　　建国后，1964年大庆油田全面建成投产之前，恰恰是在石油的跨国贸易和国内生产两个环节，中国遭遇了强国“掐脖子”。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后，美国牵头组织、实施的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越来越严实。中国不仅无法从资本主义市场购买到石油，就连用大米向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换橡胶，也都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阻挠。橡胶是重要的军用物资，没有它，军队的轮胎就转不起来。直到1971年，美国才解除石油和石油产品领域对中国的制裁。

　　1960年，伴随着中苏政治交恶，苏联对中国石油开发的支持也开始受到严重制约。合作合同单方面“被失效”，在华专家也被召回国。苏联的支持，是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建立的重要基础。在起步阶段遭遇撤走专家的打击，至少是不合时宜。

　　历史会重演吗？面对中国不得不依靠进口满足石油消费需求的长期态势，会不会出现从国际市场有钱也买不到的局面？

　　1971年中美全面战略性对抗结束以后，在能源贸易和开发领域，中国再也没有遭遇过禁运或制裁。

　　而今，关于美国或者其他的大国会不会掐中国能源的脖子，顾虑主要来自于理论推断。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而某些大国把中国看作对手，因而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包括能源领域，而且竞争态势势必会越来越激烈。

　　这种逻辑很容易被界定作居安思危的一部分。我们总有一种危机感，觉得国际石油贸易所涉及的战略竞争很激烈，不多花点钱和外交资源我们就拿不着，甚至害怕有一天有钱也买不到。

　　就海外能源的供应安全来说，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我们也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担忧究竟有多坚实的基础？

　　如果是担心别人有油而故意不卖给我们，这是庸人自扰。因为毕竟现在还有一个全球能源市场，这个市场里有买有卖，中间也就是价格的问题。

　　说到价格，随着中国与国际能源贸易市场的互动的扩大，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价格话语权，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往往对价格话语权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

　　打个比方，一个大饭店的采购员到一块农地里买萝卜，对农民说，你产的萝卜八成我都买了，那两成你卖什么价我不管，我买这么多，你得给我降点价——我们认为这就是话语权，因为买得多，所以卖方应该给我们优惠。按照这个逻辑，由于中国是大买主、大用户，所以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我们得有价格话语权。

　　然而这个逻辑可以用在菜市场里，却不能用在国际上。正因为有国家主权这个原则，跨国资源买卖，不存在国内的大饭店对穷农民态势。 将心比心地看一看，中国的稀土，过去非常廉价地卖，后来我们突然明白了稀土原来也能赚大钱，不能黄金当着豆腐卖，那我们就提价了，别人也不能怎么着。所以对于价格谈判，我们得心平气和一点。

　　回到担心别人有油气而故意不卖给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味地单边思考，因为真正的能源生产大户，它也必须考虑需求的安全。比如说沙特，由于担心日本的石油消费降低之后自己的油卖不出去，于是去年在日本买地建了储油库，把生产出来的油先运到储油库，然后卖往日本各地。

　　委内瑞拉和美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大家都只注意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一会儿宣称要降低石油开采量，一会儿游说其他石油输出国减少产量，其实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生产的油70%以上都卖给了美国。委内瑞拉在美国设有炼油厂和油库，开采出来的原油直接运到美国去提炼，还在美国建了下游加油站。这些模式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学？

　　考虑到社会成本，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有没有比动用我们的外交力量、花那么多钱、把我们的民工输送到海外去开采油田更省力的办法？

　　这些问题都需要去点题，去真正面对。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国内市场上成品油、天然气服务商和供应商的多元化与我们的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成天琢磨人家是不是有油不卖给我们。

　　中国与大国之间在能源贸易领域发生冲突，只是未来多种可能中的一种，绝非全部，亦非必然。我们有诸多方面的忧虑，这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我们也不可恐惧过头，以至于做一个罩子套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