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近期，京藏高速堵车上百公里，附近的村民把加水的管子直接拉到了高速路边，汽车维修的牌子也随处可见，高速公路变成了超级停车场。

　　京藏高速的堵车是看得见的问题，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毕竟修路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强项。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已建成了6.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另有3万公里公路在建。

　　笔者十分担心那些隐形的“京藏高速”：审批制导致的“商业堵车”。

　　证券市场的IPO审批制即为一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IPO名为核准制，实为审批制，因为公司是否能获得IPO资格是证监会发审委说了算，而且标准非常复杂：成长性、创新性、盈利质量、募集资金投向……更关键的是，IPO核准的节奏是证监会控制的，不是说申请IPO的企业越多审批就会越快。而节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级市场走势和证监会的斟酌。结果，通往IPO的道路上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时超过上千家之多。有不少企业家在“过会”那一刻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呼“苍天佑我”，堪称全球证券市场的一大奇观。

　　也许有人辩解说，发审委也是好意，来帮助投资者把好质量关。其实，由买方(投资者)和卖方(拟上市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发审委)去评价一家上市公司质量的好坏是很危险的。公司的好坏既取决于复杂的管理、竞争、技术、政策等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要评判哪些公司上市后会更好，恐怕巴菲特也不敢拍胸脯。国际经验表明，“买家责任自负”是保护市场公正的最佳途径，投资者要掏出真金白银，当然会对自己投下去的钱负责，即使看错了也只能怪自己眼拙。

　　再则，不同企业都应拥有平等的股市融资权，无非好的企业价格高，差的企业价格低而已。剥夺那些所谓不够创新、不够有成长性的企业的融资权，实在有违公平原则。

　　试问：发审委委员们能对自己看走眼的企业向投资者赔偿吗？更何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谁敢保证发审委的人不会被利益收买？

　　我们知道，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三公”，具体而言：在一级市场，确保上市公司没有虚假陈述；在二级市场，确保信息披露充分、及时、准确，没有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但以上市公司数量之多和信息之繁杂，证监会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核实每家公司是否造假的。那么，怎么办呢？

　　笔者以为，出路在于对违法者的惩罚机制。以IPO为例，拟上市公司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审核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事后发现了问题，证监会应深入调查，判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中介机构各自所负的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惩处。发现一个，就不折不扣地处理一个。唯有不留余地的严格执法，才能起到震慑效果，规范企业行为。

　　当然，要使威慑效果充分显现并非易事。其一，需要坚强的执法意志和独立的司法体系，避免选择性执法。其二，法律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要足够严厉，方可取得成效。例如，美国证监会也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安然公司”的造假行为，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在安然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严厉行动：全球五大之一的安达信宣布破产。

　　证券市场IPO“堵车”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既会人为控制扭曲IPO的供求关系，导致了高市盈率的“堰塞湖”，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自由选择和配置资源的效率。并且，高市盈率导致了企业趋之若鹜，滋生了巨大寻租空间。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过多的管制、审批所导致的“商业堵车”，已成为转型难、转型慢的重要症结所在。这些管制不仅加大了交易成本，更产生了强大的负向激励，使得大量企业热衷于寻租和短期暴富的机会，而怠于管理和创新。打通这隐形的“京藏高速”，是有关部门不容回避的任务。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