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面临很多困惑，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改革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二是社会对改革缺乏一些基本共识。如果没有大的动作，改革很难推进。

　　比如收入分配，说要调整，大家都很高兴，但真要做起来，难度相当大；因为缺乏基本共识，比如我们说要调整垄断行业过高收入，但是他们说并不高，这就很难推进。

　　现在对“国进民退”的争议很大，但是我想换一个想法，就是“民进国也要进”，问题是“民”往哪里“进”？“国”往哪里“进”？民营经济应该往竞争性领域充分进入，同时，要打破垄断，进入某些垄断行业，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有活力，但是现在在垄断行业，民营经济很难进去；“国”也要进，但不是去当“地王”，不是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应该进入一些特殊领域，进入民营经济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或者进入某些公共领域。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有资本广泛进入了一般性竞争领域，在垄断性行业，由于种种原因，国有资本有加强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现象，现在的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都进、应该往哪里进的问题，方向目标很重要。

　　“十二五”是改革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改革对今后十年、二十年的转型和发展太重要了，但这个时期要实现改革重要突破有一定难度，首先，“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比“十一五”时期的历史性需求更为特殊，其次是矛盾和困难比“十一五”时期更大。所以这个时期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如何增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如何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比如中国能不能从投资出口大国转向消费大国，能不能从追求经济总量转向可持续发展，能不能从工业主导转向城镇化主导，能不能从公共物品短缺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都取决于转型和改革。如果做不到这些事情，我们确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十二五”转型需要一个思路，我提出的思路是“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过去我们通过“国富优先”解决了中国的贫穷问题，生产的短缺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那么释放消费需求靠什么？就是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如果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太低，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公共产品短缺，他们的消费预期就不会好，就没有办法完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