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要切记四个“不宜”：不宜为治理成本型通胀抑制工资上涨；不宜为反输入性通胀阻挡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不宜为反结构性通胀全面收紧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贷款；不宜为防止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长期实施“限购令”。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通胀问题引起了政、商、学各界人士的热议。论坛开幕大会当天恰好碰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其中CPI同比上涨5%，3月份CPI同比上涨5.4%，PPI同比上涨7.3%。从代表们的现场反应看，通胀形势不容乐观，政策收紧的预期更甚。笔者以为，不管政府反通胀的心情有多迫切，治理通胀切忌“因噎废食”：不宜为治理成本型通胀抑制工资上涨；不宜为反输入性通胀阻挡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不宜为反结构性通胀全面收紧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信贷；不宜为防止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长期实施“限购令”。

　　不能靠压低劳动者工资来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提出，工资推动通胀不见得是件坏事，中国不可能永远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进行竞争。从现实看，说当前的通胀是劳动力工资上涨推动，未免有些牵强。劳动者工资上涨是客观事实，这些年劳动者工资上涨速度大致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低于政府收入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在金融危机前，我国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较低的通胀水平，并没有出现过工资推动型的通胀。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居民收入也没有出现异常增长的倾向。

　　2010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7%，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只增长了7.4%。近来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加薪潮是对物价高企的一种调整，事实上，由于结构调整和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还比较大，一般企业加工资是比不上公务员工资上涨那么爽快，工资上涨抵不过物价上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把抑制工资上涨作为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抑制工资上涨相当于抑制内需和消费，从长期看有可能成为通缩和滞涨的隐患。

　　不能长期靠资本账户不开放、金融市场不开放来防止输入性通胀

　　输入性通胀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状况紧密相关。经常项目下出口增长，一方面相当于持有更多美元流动性，但是这些美元储备会被央行购买美国债券而并不会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出口增长带来的出口部门收入增长和流动性增加在现实中也没有成为引致通胀的重要力量，我国入世后7年中出口成倍增长但通胀压力一直比较小，个别年份还出现过通缩。

　　再来看经常项目下的进口增长。人民币到海外购买商品和资源可以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但进口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会传导到下游产业链形成通胀压力。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顺差过大，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加大通胀压力。央行副行长易纲不久前就曾提出，“央行为了保持汇率稳定需要大量购入美元，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造成通胀压力”。

　　在资本项目下，利率提高、汇率升值及升值加息的预期会导致热钱涌入，形成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但目前官方和学界对热钱规模有较大争议。中国社科院曾有报告称我国热钱规模已超外储。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的有限开放，当前进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并不大。比如，据《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跨境资金流入包括通过合法渠道的“热钱”为355亿美元，过去10年间跨境资金年均流入近250亿美元。虽说无论是从反通胀看，还是从稳定金融市场看，都需要对热钱进行有效的监管，但热钱流入不应当成为阻挡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

　　正如在今年博鳌论坛中前央行行长戴相龙所言，虽然热钱流入助推流动性过剩，但不开放是最大的风险。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也提出，资本项目不开放不是在有所预期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人民币走出去是缓解输入性通胀的一个重要渠道。由此，只有一个开放、健康、有效监管的金融体系才是解决输入性通胀问题的长久之策，也才能顺应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现实中开放资本项目需要满足资本走出去的需求，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相配合，需要与汇率制度改革、金融机构改革联动。

　　不能靠一刀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治理结构性通胀

　　当前结构性通胀有较大一部分是旧的发展模式长期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的一个出口，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货币供应结构性失衡。从现实看，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反危机中市场新增流动性的垄断行业偏好、国有部门偏好、大企业偏好和基础设施偏好明显。在政府信用担保下，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流向这些部门。

　　据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金融机构新增短期贷款投向其他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地方投融资平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大幅增加。相比之下，社会服务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并没有比危机前的状态好多少，而这些部门、行业和企业不仅是当前和未来增加就业、收入和需求的主要力量，在反通胀的时期，这些处于竞争行业因而注重保持价格优势的中小民营企业有利于化解通胀压力。

　　据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报告显示，仍有70%左右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贷款不容易。目前，占全国企业总数99%并且提供80%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贷款覆盖率低于20%，贷款余额占比不到60%。因此，货币超发是一方面，更大程度上是货币供应的结构性失衡形成了结构性通胀的压力，相应地，单纯依靠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行信贷来治理结构性通胀是开错了药方。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铝集团总经理熊维平表示央企支持政府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对像中铝、中石化等处于上游的行政垄断行业的大型央企来说，银行信贷从紧对其现金流的影响较小，更何况还可以通过涨价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对于非垄断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无疑会使其雪上加霜。

　　所以，在治理结构性通胀上，想办法采取结构性方案要比在政策上实施一刀切更为合适，如果单纯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的，财政政策要“补短”，比如真正减轻非垄断性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税负，减轻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负，创造有利于这些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信贷产品与信贷环境。同时，治理结构型通胀，也确实是需要中铝、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大型央企的支持——不要把成本上涨的压力过度地转移到垄断价格上，不要以通胀为名过度地提高职工收入和福利。

　　不能长期靠“限购令”防止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上涨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通胀中有部分原因是房地产行业需求过热引致的。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就提到，中央政府越来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手段主要是出自反通胀的考虑。他认为，土地、房价与百姓收入之间的尖锐矛盾是限购、限贷政策都解决不了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四个调整：一是调整城市结构，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二是调整土地制度，核心问题是宅基地和小产权制度；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四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潘石屹也提到，限购去不了房地产行业过热的病根，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有数据显示，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43.71%，部分城市比如杭州这一比例已经超过200%，北京、上海也在50%左右。

　　笔者以为，从2003年以来房价上涨的趋势看，房地产价格上升是住房供求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在需求方面，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投资需求增长，居民收入增长，流动性增加以及通胀预期是推动房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土地供应趋紧、原材料成本上涨、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供给不足以及腐败问题推动房产价格上涨。由此，房产价格上涨反映的是结构性问题，是诸多改革的滞后和不到位造成的，单纯靠行政性的限购限贷确实难以解决这样一个涉及复杂利益关系调整的问题。

　　所以，解决房价与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在需求方面，既需要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以降低购房的保障性心理需求，也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开放和创新拓展投资渠道和增加投资产品；在供给方面，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和完善土地资源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需要把保障性住房供应纳入国家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规划和约束性指标体系，需要地产行业的大型央企在保障性住房供应上发挥作用，需要切实提高土地供应和保障性住房供应的透明度、公开度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政府在年初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总体看，现行反通胀的政策手段过度倚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收紧又面临刺激内需与控制通胀的两难，最好的办法是把反通胀的宏观政策与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考虑：一是把治理结构型通胀与调整经济结构的改革结合起来；二是把预防输入型通胀与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的改革结合起来；三是把调整基础货币供应量与调整货币供给结构结合起来；四是把出于防通胀目的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目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五是把控制通胀预期的加息政策和稳定消费预期的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