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随后开始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税收上的三减两免、土地的近乎免费供应、低廉的环境成本和金融抑制下的低利率水平，造就了中国资本的低成本和高回报，促进中国快速走向了廉价工业支撑的工业化道路。高额的资本回报率，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按照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和能源消费量双超美国，成为中国生产能力的又一次跨越。中国生产、全球消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体系逐步形成。

　　在这个全球体系的一端，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金融和货币垄断权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利润。另一端则是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优势，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新世纪10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走过黄金阶段和不断发动对外战争，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重新开始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比较强劲，债务问题并没有引起市场的太大反应。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金融救助和数量宽松政策，并没有使美国实体经济快速复苏，市场开始忧虑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时整个欧洲，由于其二战后所形成的福利传统，通过不断借钱搞福利的弊端也开始暴露。中国长期的出口顺差和美国的出口逆差，构成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命题，其背后则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深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较为强劲，但是旧有的依靠廉价资源来发展工业的道路面临极大的挑战。首先，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使得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其次，劳动力、土地成本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可用的廉价新增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越来越明显，资本成本也开始明显上升。这些变化结合在一起，导致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不断摊薄，使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的产业升级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长期来看，由于金融业、房地产业难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原有低端制造业的已经在世界市场占据很大份额，进一步无国界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转型升级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着力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长期增长率趋于下降，未来2-3年很难在单个产业上找到快速突破的机会。当前的经济形势正处于由货币政策、需求面决定的短周期和由技术进步、供给面决定的长周期的共同下降阶段。

　　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活力出现在微观层面，即更注重创新和发现国际市场的企业将会取得较好的发展，这基本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因此，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种原有增长轨道已经不可持续，全球再平衡的进程势在必行。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需要提高储蓄、降低消费，而中国则需要转变发展模式，以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