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毕马威国际主席安茂德：

　　对欧债危机的预期及评估，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在任何经济周期中，往往最先感知到市场活跃程度的咨询机构，也迅速感知到了这一趋势。

　　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国际的主席，安茂德(MICHAEL J. ANDREW)日前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当中，西方世界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方国家，在此次危机中表现非常出色，西方世界应该学习中国好的治理方法和思想。

　　“中国现在也参与了拯救欧洲的计划，我相信中国在全球经济、政策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对于中国来讲，下一阶段的重点应该是科技和创新，中国将会从教育和新技术的投资中获得长期收益，相信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此次危机中国应发挥更大影响力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最能感知经济周期的咨询公司，你对目前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怎么看？

　　安茂德：目前欧债危机较为严重。这对商业信心、银行体系的稳定以及全球贸易流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清晰且有决断性的解决方案。

　　目前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是非常好的计划，但是，在执行层面可能仍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在希腊和意大利看到了许多这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欧洲的银行需要调整资本结构，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谁会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

　　跳出欧洲来看，目前亚洲、美国及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依然保持着强劲的态势。这些经济体间的贸易流动以及内需增长，可能都是解决目前欧债危机的最好办法。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只是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需要有更实质性的救助欧盟的计划。比如说，如何安排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怎样改善成本结构，如何对于那些不能够遵守规则的国家，建立退出机制。因此，目前欧洲有大量的治理和结构问题需要解决。

　　此外，美国有巨额的公共债务问题需要解决，新兴经济体有贸易的治理及透明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资本和贸易才能更加高效便利地流动。

　　日报：这次金融危机的一大悬念是，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承担何种角色？

　　安茂德：整个世界已经接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未来重建全球贸易体系，中国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参与了G20、APEC等会议，都说明了中国的重要性。

　　在此前提下，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保持世界金融系统的稳定，保持贸易流和资本流的正常化，这种义务和责任与美国等其他G20国家是一样的，对于中国不应该有特殊的要求。

　　中国长期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会考虑很多利益相关群体。在我看来，中国不仅仅关注短期的财务回报，也关注人、环境和生活质量。中国有非常清晰的长远计划，而很多欧洲国家并非如此，所以能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中国在此次危机中不应仅仅提供金钱，也应发挥更大影响力，带来更有建设性和参考价值的见解和做法。

　　但是，我最近和很多高层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认为比直接救助欧洲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的资金来间接地救助欧洲。我觉得两个方法其实都很明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不论是给IMF更多的支持，或是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SEF)的债券都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决策取决于其回报。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较大地依赖于美元，适当地购入一些欧元也可以让外储多元化，对于中国和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双赢的结果。

　　日报：另外的争议焦点是，如果中国真的出手救助了欧洲，中国希望能够让欧洲市场开放一些战略产业的投资，并且希望欧盟能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觉得这个交换达成的可能性大吗？

　　安茂德：说挽救欧洲有点言之过甚，应该说帮助欧洲。如果欧洲接受了中国的支持，也应该认真考虑中国的要求。欧洲传统上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监管比较严格，而美国则相对比较自由。因此欧洲需要在文化上做出改变，现在的危机使欧洲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意见，改善条件，帮助中国更好地支持欧洲。

　　我相信最终解决方案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德国需要解决贸易顺差和储备问题，美国要解决公债问题，每个国家都要付出努力，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行动。中国的持续增长对世界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能够很好地抑制通货膨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是7%~9%，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比以13%的速度增长更好。所以我相信这个需要大家一致努力。

　　中国的出口受挫，不仅和市场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出口目的地经济不景气有很大关系，包括美国和欧洲，目前中国也在寻求新的出口市场。中国的成本优势在下降，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加入这种竞争，因此中国应该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泡沫问题，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是我相信人们的投资渠道应该多样化。如果所有人都投资房地产，这个行业肯定会出现泡沫，出现问题。所以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储蓄投资多元化，包括股票、固定收益类产品、房地产和另类投资。

　　欧洲金融服务领域，中国企业将有所作为

　　日报：你怎么评价中国“走出去”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未来“走出去”的预期？

　　安茂德：中国还是主要的对外投资者，在国际贸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某些行业也会面临很激烈的竞争。例如食品工业，巴西有比较好的竞争条件。在资源行业中，非洲和俄罗斯也因为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共享服务和新技术领域，印度也比较有优势。但我认为在高质量和低成本制造业中中国依然会有比较强劲的出口。对于中国来讲，下一阶段的重点应该是科技和创新，中国将会从教育和新技术的投资中获得长期收益，我相信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全球的经济非常艰难，除非欧债问题得到解决，包括美国债务削减战略得到实施，否则很难预测强劲增长。因此企业应更注重效率、生产率和长期增长策略。中国必须意识到传统的高质量低成本的消费品在未来1~2年间不会像以前快速增长，必须发展新创意，发展科技优势，比如美国的iPad是很好的例子，中国也有很多很好的点子，在基础科学和创新科学方面投入是很大的。另外，中国企业应该打造全球品牌。

　　日报：如果中国企业被允许投资欧洲的战略产业，哪些产业是可以重点考虑的？你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何建议？

　　安茂德：目前欧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债务问题，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到了破产边缘。但是，欧洲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市场。一个大的消费市场，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我觉得中国企业将在欧盟市场的金融服务领域有所作为，这非常重要，因为这鼓励资本流动，并使得投资落到实处。此外，还有很多当地制造业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获得较好的品牌、技术，以及全球化的产业链。

　　在世界经济体中，中国还是相对年轻的。因此，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需要倾听，并向别的经济体学习，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可以逐步地将国内较好的治理模式运用到国际场合。以国际会计准则为例，美国、欧洲各有自己的系统，中国的体系和欧洲的比较接近，但是仍然和这两个体系不太一样。我觉得中国的体系很不错，但中国没能充分参与建立国际标准的讨论。

　　日报：我们了解到毕马威全球主席的办公室要迁至香港，这是否反映了毕马威的发展战略？中国市场在毕马威全球占有怎样的地位？

　　安茂德：中国当然对我们是重中之重。我们搬到香港就是靠近中国市场，了解中国市场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我们有四个发展方向。第一，致力于向走出去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在40个国家我们已经设立中国业务小组。也就是会有中国的同事在那里支持当地的中资企业；第二，大力发展咨询业务，建立起来在IT和工业管理方面的强大技能。第三，加大中国私营企业客户的份额，因为中国的商业和创业者在不断崛起，它们需要海外的资本、市场和合资伙伴，这方面毕马威有强大的资源，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第四，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本土化的公司，大力培养中国的合伙人管理这个组织。毕马威的理念就是由本国人来运营本国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