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为全面报道这十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本报开设“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国研专家访谈录”大型主题栏目，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总结十六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以及理论创新成果，挖掘成就背后的体制优势。本栏目自今日起陆续刊发，敬请读者关注。

　　十六大召开以来的近十年时间，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对外开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还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

　　加入世贸组织又为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十六大召开以来至十八大即将召开，恰逢也是中国入世十周年，回顾这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当前与未来新形势新挑战，展望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外贸发展最快的十年

　　中国经济时报：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我国外贸发展最快的十年。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吸引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在我国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发展史上，你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十年的表现与成绩？

　　隆国强：这十年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很多领域包括贸易领域、投资领域都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从实体经济角度看，这十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十六大以前，1978—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2002年以后，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0.45%。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与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和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为11.1和10.4个百分点。

　　自身经济实力与日俱增的同时，十年来，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从全球第七发展到目前的出口第一、进口第二，世界工厂的地位基本确立，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快速上升。十六大以前的20年，我国占全球市场份额上升很慢，从百分之一点多上升到百分之四点多用了20年，而从百分之四点多增长到百分之十仅仅用了过去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也是中国货物贸易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2001年我国的贸易额约为5100亿美元，其中出口2661亿美元、进口243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0%和18%，占世界总贸易额的4.4%，是世界上第六大出口国。在此后的十年间，中国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18.3%和17.6%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8.9%和9.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远远快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十年来我国GDP增长了3.4倍，货物出口额比十年前增长了4.9倍，货物进口额增长了4.7倍，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0%。如今中国已跃居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不仅是美国、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在这十年间也得到了全面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加到1240亿美元，连续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外商投资仍然超过900亿美元。

　　同时，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进入良性发展轨道，2001年至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600.7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正在为很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实际上，我认为，这十年的变化除了贸易、投资数量金额的增长，更重要的还是结构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以前我们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劳动密集产业的竞争力依然比较强，但新技术密集产业已经开始形成核心竞争力，比如造船、发电设备、建筑设备等行业出口增长非常快，整体上远远超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标志着我国整个出口结构的升级。

　　据统计，在近年我国政府推动的结构转型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汽车、船舶、飞机、铁路装备、通讯产品等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均有突破，十年来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近8倍，汽车、船舶、铁路机车、飞机、卫星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成为新的增长主体。高技术产品出口占货物总出口的比重由2001年的17.5%，上升到2010年的31.2%。

　　入世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高度

　　中国经济时报：十六大召开以来到十八大的这十年恰逢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入世为中国对外开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入世后的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成就。请您谈一下入世给中国外贸带来的变化？

　　隆国强：入世对我国影响非常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里程碑。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努力探寻国家富强之路，中国对外开放充满波折。入世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入世十年开放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我国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大幅度增长，更重要的是两个变化：一是观念的改变，以前只是把开放作为一种发展的工具，甚至存在开个缝让好东西进来点的思想，而不是从本质上真正融入开放合作的全球化世界。入世以后，我国慢慢认识到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要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参与全球分工，不仅仅在政府高层，不仅仅在社会精英，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心中，开放的强烈意识逐渐得以普及，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将对中国的进步产生长远的影响，当然这也是前2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

　　另外还有一个制度层面的变化，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们不断兑现承诺，同时为了应对加入世贸带来的新挑战，抓住新机会，我国进行了很多制度层面的调整，包括法律法规，制度的变革为我们搭建开放经济的体制机制迈出了很大一步，真正营造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也会对中国今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危机带来新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十年期间，我国外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贸易摩擦、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的挑战，危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隆国强：2002年到2007年，前五年我国享受的是对外经济的繁荣，2007年以后到目前为止，我国经历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

　　危机爆发对我国来说有利有弊，“弊”主要是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利”意味着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增大，开始有机会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改革中的份额逐渐增加，在20国集团这种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中国有了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从十年前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到现在我们有机会参与新规则的制定、老规则的修订。

　　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带来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即使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有的国家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的时候，我国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所以中国的相对实力增加了，这样才有机会参与到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否则，大家都发展得很快，就不存在世行的改革，也不可能出现G20取代当年的G8成为全球新的治理平台。

　　所以我一直强调，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当大家都认为是一种灾难的时候，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人来说都存在不同的机遇。全球繁荣有繁荣的机遇，全球萧条有萧条的机遇，只要我们自己发展得好，那就是机遇大于挑战。现在的外部环境很恶劣，但也要看从哪个角度讲，从出口市场的角度看确实挑战很大，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加剧，有的出口市场需求下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危机带来了低成本的海外并购。

　　中央提出新世纪的前二十年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认为在金融危机前后，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危机前更多的是市场机遇，全球经济繁荣给我们的出口带来了很多市场机遇。危机后的升级机遇更可贵，我国当前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危机带来了引进来和走出去新的机遇，更多的高端人才、地区总部、高端产业活动流入中国，同时我国企业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走出去利用全球资源、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也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大国崛起碰到挑战很正常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在新的全球治理平台中提升综合实力呢？

　　隆国强：首先，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充当了世界经济贸易火车头的角色，在每年GDP增量和贸易增量里，中国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这对世界来说是个新鲜事。以前世界火车头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很少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体量太小，而中国是个怪异的个体，体量也很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但它却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当火车，有很多国家觉得不适应，它们都习惯于发达国家来充当这一角色，维护原本一套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规则。而这个新冒出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烈的愿望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与原有的制度不完全一致，于是就会出现种种摩擦。

　　这种摩擦不仅仅存在于贸易方面，还有很多在规则层面上的摩擦，比如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美国和一些国家提出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就应该带着大家往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方向走，而中国却认为本身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进一步引领开放的基础和能力，认为国内很多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还很弱，产业竞争力也很弱，因此不敢走得太快，否则国内承受不了等等类似的问题和矛盾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国目前面临的处境就是，想在国际舞台上发言来影响规则，可是影响规则的方向却不是原来的大国共同认定的方向，矛盾产生后，别人指责我们不承担责任，没有提供一个大国所要提供的所谓全球公共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崛起对很多国家来说感受最大的是不确定性，中国带给世界的机遇他们都看到也享受到了，但对他们来说，中国带来的挑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种种威胁论就是他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毕竟我们与别的国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上存在差。尽管我们说永远不称霸，但很多人不相信。

　　其次，这几年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定中，我们还缺乏经验，缺少能够提出建设性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反对，但我们还没能有智慧地提出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因此而遭到一些国家的指责，说中国在很多国际场合要么不说，要说就说“不”。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的整体软实力非常滞后。我们要想主导全球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有综合国力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我们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缺乏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决策支持体系，一整套大国行使国际权利的国内机制，即便我国的经济贸易、经济实力壮大得很快，但是软实力跟不上，说话还是不够分量。要想在全球规则修改制定中起到引导者的作用，提出的倡议能得到大家的相应，不仅需要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需要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一流智库等软实力，提出很多好的方案，才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

　　再次，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中国确实给世界带来机会，作出贡献，但不能总认为别人得了好处不知道感恩、还和我作对，我们也确实也给世界带来冲击，要正视这个冲击。作为一个大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更需要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这对全人类有好处对我们更有好处。所以对于有些国家对我们带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更容易理解。国际关系很复杂，既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也有看不见的气场即所谓的战略关系，还有理念、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别，所以我们需要具备更加平和的心态，用更加宏观、更加客观、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这种挑战。大国崛起碰到这些挑战太正常不过了。

　　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十年来，我国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外贸易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隆国强：总的来看，这十年间我国外贸政策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导向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引入更多竞争提高效率。

　　在此过程中，贸易政策还有一个很强的指向就是转型升级。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分量很大，市场份额很高，但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很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需要加速结构升级。

　　当然，恰逢我国入世十年，我国在清理法律法规、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信守入世承诺，逐步扩大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开放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并取消非关税壁垒。通过入世，我国不仅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涉外经贸体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逐步发展成为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两个政策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将是基本取向。政策尤其是自由化政策是需要互动的，如果全球自由化走得快，我们也会快，如果全球自由化缓慢或停止甚至倒退，我国也会不得不慢。转型升级的政策与国内的技术、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息息相关，需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起作用，不是主观上想加快就能加快，而是要因势利导。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外部环境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未来，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隆国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基本变化就是未来全球化推进的方式有所调整。多边贸易谈判基本停滞，多哈迟迟得不到进展，但在区域贸易安排上发展得很快，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自由贸易安排增加了205个，局部贸易自由化不仅在于自由贸易安排的数量多了成员多了，更重要的是覆盖的范围宽了。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很多原来多边规则没有覆盖的在区域贸易安排上都覆盖了，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

　　全球化推进方式的改变，对我国影响很大。原来多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搭便车，享受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但是现在转向区域贸易安排之后，不努力不仅搭不上便车，还会受害，被排挤在区域贸易安排之外，一旦被边缘化，原来的贸易就转给成员国了，即所谓的“贸易转移效应”，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很多区域贸易安排谈不下来，原因在于国内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整合推进对外谈判进一步自由化的机制。在技术变革时期，如果不扩大不深入对外合作，就会错过时机，不敢说领跑，连跟跑都难以实现。入世带来的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要推进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酝酿新一轮的改革与开放。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日益活跃的今天，我国更需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而且，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内政策是相互作用的，可能涉及到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会进一步推动国内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又为下一步开放提供体制机制基础，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我们要认识到，目前中国开放度并不高，如果不继续扩大开放，就会错失战略机遇(特别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重蹈清朝闭关锁国的覆辙。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新的开放战略与以往的战略有八个方面的不同：第一是开放的目标不同，从出口创汇变成结构升级与和平发展，以前出口创汇是整个开放的核心目标，应调整为利用外部资源加速转型升级，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和平发展。

　　第二是中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现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会反作用于自己，变成自身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主动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

　　第三是发展战略要调整，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从进口替代向开放发展转变，逐渐降低保护，同时利用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外部市场来做强。

　　第四是产业重点不同，从制造业开放到制造与服务并重，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从实体向金融开放扩张。

　　第五是手段不同，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第六是主体不同，从外资和中小企业为主，到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第七是区域不同，从沿海向内陆、沿边扩展，内陆地区在未来开放中重要性明显提升。

　　第八是内容不同，从注重经贸实利扩展到参与规则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