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未来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尽管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全球化在局部领域陷入调整，但并未改变其深入发展的总体走势。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

　　2011年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已分别比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增长44%和27%。从政策层面看，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政策出现双向调整的迹象，多数国家继续开放并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政策，2011年全球共有67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新政策出台，限制性政策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32%下降至22%。在制度安排层面，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1月，已向关贸总协定(GATT)或世贸组织(WTO)通报的RTA总数达到546个，较2012年1月增加35个。而且，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也出现与重要经济体建立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制度性安排的趋势。

　　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地位。由于日益重视拓展海外业务，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根据贸发会议(UNCTAD)的年度调查，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从衡量国际化水平的跨国指数看，全球非金融类企业中，前100强的跨国指数不断提升，从1993年的47.2%上升至2011年的62.3%。

　　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和创新活动的爆发期。近两年，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尽管新兴产业的前景尚不明朗、技术创新的产业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以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应用、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为特点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各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各国深切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

　　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00—2011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在全球的比重从66%下降到48%，而24个新兴经济体(E24)的占比则从16%上升至29%。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升至40.4%；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实力和企业所有权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从经济增量看，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2030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2000—2020年间的GDP增长将占世界GDP增长的55%，到2030年印度和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出口倍增等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更加看重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跨境投资。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消费增长尚难以弥补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将日益加剧。

　　二是对技术创新和引领新兴产业的竞争加剧。为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下一轮经济上升阶段占据主导优势，危机后出现各国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的高峰，抢占全球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1.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

　　三是对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竞争加剧。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和国际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各国不仅关心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也更加关心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亚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积极研究以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的收益。

　　规则制定是决定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内容，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纷争不断。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参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权利，如在全球性组织或区域集团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以反映其发展诉求。另一方面，在多哈谈判陷入僵局时，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手段力求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如美国力推TPP，希望以国内法为模板塑造高标准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并向全球推广；欧盟重新修订贸易防御体系，倡导绿色经济和碳排放交易规则等。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

　　一是区域集团化趋势凸显：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美国强力推进TPP并不断吸收亚太区域成员加入，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3月底开启，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也于5月启动。

　　二是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日本加快与欧美“结盟”，3月15日宣布加入TPP谈判，3月23日与欧盟就启动双边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达成一致；欧美有意于2013年6月前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

　　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强：虽然FTA加速推进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排他性特征渐强引人关注。例如亚太区域一体化倡导兼容、开放，但近期有了一些变化。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四是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在欧债危机重压下，2012年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路线图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政策和体制等领域；美国在APEC提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改善“边境后”条件。

　　总体来讲，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较为困难，各国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的制度性安排更加积极，区域一体化将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在亚太地区，短期内实现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自贸机制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中国因素和其他非成员国的态度仍存变数，TPP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现实途径还存在较大挑战。今年启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都将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也有助于避免东亚国家陷入在中美两国中“选边站”的矛盾。TPP和RCEP将并行推进，各国依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选择。各机制运行效率、核心国协调能力和重点国家的态度，将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发达国家，欧美自贸协定能否达成要看自身发展态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外部压力将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多边进程受阻，欧美已将FTA视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优势、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的重要途径和平台。东亚一体化提速，欧美日的反应进一步升级，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其目的不仅是通过自由化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应对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的挑战，维护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布热津斯基在新作《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利危机》中就谈到：“为了应对东方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复杂局面，美国必须首先要维持西方的稳定，形成以跨大西洋联盟为核心的、扩大的西方”。

　　危机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规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遏制危机蔓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各国通过G20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取得初步成效。

　　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各国之间特别是G20内部各种矛盾分歧日益显现，利益博弈复杂性上升。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目标不同、协调难度大；G7多年来主导全球治理，与新兴经济体在改革现有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和管理框架的迫切性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国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挤压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新兴经济体实力参差不齐，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相对较弱，在多边谈判中的利益取向存在潜在矛盾，协调机制效果未达预期。

　　应该说，新兴经济体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发达国家部分话语权的让渡，并未使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今年3月“金砖峰会”取得突出成果，显示了新兴经济体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但由于在全球治理中尚缺乏对议题设置的参与，在重大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协调立场，加上实力对比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发达国家仍将尽力维持其优势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大，但无法根本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格局。由于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诉求和关注议题不同，未来全球治理的难度必将进一步加大。

　　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政策目标不同，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危机易向全球快速扩散。

　　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源短缺、外部需求减弱、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逆全球化”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亦不可忽视。

　　一是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增长，长期来讲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预测的“收敛效应”，少数新兴大国有可能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实现赶超。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或利益群体，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加剧，并成为反对全球化浪潮的最主要力量。此外，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挑战，虽然多边共同利益有所增加，但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又引发新的矛盾和分歧。例如，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全球能源和资源需求将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经济对资源环境诉求完全不同，巨大矛盾将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空间构成较大约束。

　　二是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措施增加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此次危机后的现实再次予以证明。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08年以来各国共实施了上千项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的保护措施，其中 79%来自G20成员。中国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据WTO统计，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对象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遭受贸易伙伴实施的保护措施数量，远高于其他主要出口国，甚至高于欧盟27国之和，2012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全球贸易增速从2010年的13%降至2012年的3%。未来如果全球贸易恢复不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经济复苏进程，在失业率高企的压力下，各国有可能选择继续向国内保护势力让步。

　　三是政策目标不同，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为加快经济复苏，各国利益诉求和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日益显现。例如，逆差国与顺差国在反对保护主义上存在较大分歧，一贯鼓吹“全球自由贸易”的美国开始宣扬“公平贸易”，以维护国内产业部门利益；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远超德国和新兴经济体，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胀压力持续增长，在刺激政策和财政约束的选择上各国分歧严重。可以预计，一旦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压力有所减退，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意愿将会降低，加上财政危机制约发达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协调对话达成共识、联手应对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宏观政策协调的空间更将受到挤压。

　　四是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危机易向全球快速扩散。全球经济已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局部问题都容易通过全球货币体系、银行体系、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等将影响传播至整个世界。从外部需求减弱、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失业率高企和老龄化加重等特征看，我们确实处于危机容易爆发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且危机会以超前的速度和破坏力向各国经济蔓延。

　　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迎接全球化的市场机遇和挑战。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采取“以开放换开放”策略，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不仅要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迎接更加深入、更具挑战的全球化发展。

　　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迎接全球化的市场机遇和挑战。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整合将成为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并将带来市场机遇；而随着全球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加剧，我国也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潜力将受到挤压。在应对思路上，应充分利用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有利条件，开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增值空间。

　　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近期各国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新趋势，将对我国产生显著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为此，除了继续支持以多边为主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外，我国需加快制定自贸区总体战略，在扩大公众了解、减少国内阻力的基础上，加强与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经济体的大胆接触和深度探讨，加快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建设。

　　采取“以开放换开放”策略，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发言权和实际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尽办法予以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不仅将开放视为挑战，更应看到规则制定和我国市场开放重点与改革长期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不仅像入世抉择时“以开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