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共话：中国经济如何延续“超常增长”

　　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国内外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发达经济体的购买力；国内方面，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也正在遭遇瓶颈。“外患”与“内忧”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还能持续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日前，在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超常增长》一书出版座谈会(下称“座谈会”)上，20多位学者专家共同探讨了“超常增长”的可能性以及具体实践。

　　超常增长可持续？

　　财政和金融方面的积极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令日本和德国在百废待兴的二战后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随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亚洲四小龙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日本、德国，还是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高速增长都没能超过30年，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很快也会戛然而止？

　　对中国而言，当前经济增长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可以实现9%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恰恰是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下，能否维持更长时间的增长。

　　“超常增长假说认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再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可能违背了超常增长的基本假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20%，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这一比例为65%。这说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还是很大的。”张军进一步解释到。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对上述观点也表示赞同，他指出人均GDP在达到发达国家的65%之前增长仍可持续，但超常增长的可能性能否真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结构分析。

　　没有前车可鉴固然是判断中国“超常增长”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反观中国自身，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短缺、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技术创新不足等因素也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约束。

　　正如张军在座谈会上所提出的：讨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会终结，不仅要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疲软所产生的周期性的问题和现象，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是否可以挣脱上述约束。

　　如何发现新需求

　　作为《超常增长》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提出用设立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性投资基金的方式，实施对生态资产和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正是保证“超常增长”的新需求。通过此投资，既可以解决供给瓶颈以及生态建设需要筹集的巨额资金，又可以填补国际超常购买力的空白。

　　史正富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生的高额投资与高速产能扩张所形成的相对生产力过剩没有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来自国际市场的巨大购买力对其的消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累积的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恰好与美国在同一时期的对华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相对应，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彻底暴露了两国经济配对的不可持续性。

　　“一方面，国际超常购买力消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储蓄过多；另一方面，解决各种增长要素的瓶颈和生态环境问题均面临资金的供给不足，因此，需要探索恰当的机制将两者连接，用瓶颈要素供给的投资增长对应需求方的过多储蓄。”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了这一新的匹配，并且设计出“国家战略发展基金”这一构想，利用该基金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基础能力进行投资开发，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

　　张军在座谈会上评论综合性的战略国家基金将产生两个效应。首先从供给上解决了上述约束，创造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其次，从需求来看，国家战略发展基金的超级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美国成为了超级购买力，供给和需求从两个层面维持中国较快的增长趋势。

　　作为座谈会上唯一的“异议者”，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经过上一轮的高速发展后，再谈“超常增长”可能已不是时机，而应顺应当下的形势，消化地方债务等风险。

　　韦森指出，纵观东亚国家的发展轨迹，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都会下一个台阶，这很正常。实际上，在全球经济普遍萎靡的情况下，中国即使是维持5%~7%的经济增速，也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继续通过加速投资来追求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伤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供需匹配的同时还能完成超常增长的构想虽然非常有吸引力，但实施的难度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