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道：“中国债务”如何脱困

　　在昨日晚间举行的“浦江夜话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动力”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新兴经济体当前的一系列发展瓶颈因素进行了探讨，焦点放在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与中国的债务问题。

　　本场论坛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担任主持，演讲嘉宾包括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策略官、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杜尚瑞、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Sberbank CIB 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Evgeny Gavrilenkov、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

　　热议QE退出影响

　　过去多年来，以“金砖”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然而，经历了长期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将面对包括环境、资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瓶颈因素。同时，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也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动力将难以像过去一样强劲。

　　杜尚瑞首先就金砖国家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综合来看，金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社会安全网络，也就是如何能更好地支持穷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资源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而在近期，因美联储退出QE预期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增速放缓，外围美元不断走强，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了货币贬值，国内银行间市场出现了“钱荒”，最近一周人民币亦连续走弱。

　　对此，孙立坚表示，新兴经济体必须实现自身的转型和升级，更加注重创新和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和抵御发达国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决定汇率变化的关键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果中国无法在这样一轮的世界性变化中做出一个很及时的结构调整来保持生产力和竞争力，那就有出现贬值的可能。”伍晓鹰会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是一个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的政策处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政策也许不大会允许其贬值，因为这将导致大幅的财产缩水。

　　“中国过去十五年迅速建立起世界性的生产能力，却没有和它相匹配的消费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平衡，而这是我们自己造成，也是中国有待解决的一个难题。”伍晓鹰告诉记者。

　　不过，在徐明棋看来，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现在市场反应过度了，这可能是机构投资者炒作的结果，放大了QE退出的潜在影响。

　　中国面临去杠杆挑战

　　来自俄罗斯的专家Evgeny抛出了中国的债务问题与影子银行问题。他表示，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大概占GDP的22%，“但要考虑到影子银行里面的负债水平，那就很难搞清楚这个负债率有多高了。”

　　“接下来，如果影子银行得到更多管制，更向传统银行靠拢，我不会意外，这也是主动引爆中国金融系统当中的一些风险。”Evgeny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债市场深度还不够，所以其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汇率机制亦需要进一步的放宽。

　　“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并不是规模问题。”王志浩表示，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非常不清晰。“政府不知道，银行不知道，财政部也不知道。据我们了解，大概是15万亿，但其实我们都不能确定。”

　　王志浩认为，虽然政府也有很多资产，但这些资产的变现会是大问题。“出现危机的时候，谁愿意去买这些资产？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不是问题，但怎么解决，怎么把这些变成现金等等？”

　　不仅如此，王志浩称：“让我们吃惊的是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不是规模，而是这些企业的还债能力。”据渣打测算，按照企业的债务和税前收入相比，中国的比率是3.5，而其他的国家基本是1到2左右；如果超过2，企业就存在很大的偿债挑战。

　　王志浩表示，美国最近两年通过一个“漂亮”的去杠杆化过程，通过增长来解决了债务问题，做得很漂亮；在欧洲，则正在经历一场“不漂亮”的去杠杆化过程，非常痛苦。

　　“关键是中国未来五年怎么能安排一个漂亮的去杠杆化过程。”王志浩表示，首先要进行改革，肯定要进行供给方面的改革，城镇化也是一个方法；这意味着，未来5到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可能会提高到3%或者是4%。

　　“很多国家在面对债务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贬值，但是我们觉得中国不会。”王志浩说，最后，中国需要建立企业破产机制，“国有企业如果永远不破产，解决不了中国的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