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仅仅只是咨询议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变动，还是颇受关注，“周进樊离”的人事调整，引发政策将出现转向的猜测。

　　作为樊纲的接替者，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三人的一举一动，成为外界的关注重点，在中、美汇率争端升级的大背景下，三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一言一行，更是成为重中之重，“赞成派”或“谨慎派”分类的实时出台，让人感慨媒体的勤勉和敏感。

　　但在我看来，升或不升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包括企业在内的各参与主体，亟需在可预见的动荡中提高抵御能力，才是当务之急。

　　对日元升值案例存在误读

　　1985年，日本参与签署“广场协议”，并导致日元出现大幅升值的例子，常被拿来作为警醒。在由美国主导的协议中，5国集团共同促进美元贬值、纠正日元对美元汇价

　　偏低成为主要内容，协议签订之后的3个月，日元便升值20%，达到20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两年后的1987年，达到120日元兑1美元，1995年中，更是达到了8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准。

　　为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劣势和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实施低利率，急剧扩大的购买力投向了地产、高级轿车，并造就国内的房地产泡沫，也正是基于此，日元升值被视为“失落十年”的罪魁。

　　个人以为，上述的解读有失偏颇。诚然，日元升值带来了房地产崩盘的不良后果，但同时亦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大规模海外投资下，世界重要资源如铁矿石等，不仅被源源不断的输入国内，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锁定了远期收益；日元也正式登临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主要储备币种。

　　“阴谋论”主导下，舆论通常呈一边倒，认定日元升值是美国苦苦相逼的后果。但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为何日本在仅仅被要求升值30%的情况下，放任日元超标准和超规模升值？日本是否存在“扮猪吃虎”的嫌疑？相比于地产泡沫，高达4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或许更应该值得艳羡和关注。

　　中国难以完全移植

　　中国GDP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正在成为热议的话题，其中不乏激动和兴奋。但不妨冷静的想一想，换成GNP指标来考核，又会怎样？相比于日本“藏富海外”的庞大资产，中国GNP的差距，并非一点半点。

　　(申毅《投资有道》策略顾问。统计物理学博士，历任高盛集团美国ETF自营交易部和量化套利组合的高级主管；创立高盛欧洲ETF部，以股指期货、期权和ETF组合交易全球性权威的身份直接参与欧洲大陆第一家复合ETF基金和英国富士100基金的设计和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