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希腊公共工程部长雷帕斯表示，鉴于资金短缺，亏损最为严重的铁路业务将被出售。此外该国还计划出售希腊邮政39%的股份，以及部分水业公司的股份，而2004年以后闲置的邮政公司、国营博彩公司、赌城、地方机场和港口以及公共不动产也将开放认购，政府计划以此筹集30余亿欧元资金应付庞大的债务。希腊虽然已走到变卖家当这一步，现实仍存在巨大的困境，连绵不绝的罢工及骚乱已危及社会稳定。

　　自军人政府倒台后，希腊就开始学习有关欧洲国家建设高福利社会，而从那时起就埋下了危机的地雷并一直存在。同时，希腊债务危机还被认为是几十年来官僚主义的衍生品。该国公务员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约达15%，薪俸支出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私人投资领域却很难得到支持。在希腊申请注册一个企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企业何时能得到政府许可。此外，在税收管理中，该国制度和监管存在巨大漏洞，欧盟一份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7年间，希腊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8.25%，但税收总额的增长率却仅为每年7%，背后是大量的偷逃税行为，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女副部长安吉拉的辞职，即是因为其丈夫漏税550万，虽然漏税行为本身与安吉拉无关。

　　目前希腊应对危机的主题是节衣缩食，而节衣缩食只是节流，增加税收也只是从企业和民众身上揩油，砸锅卖铁也不能算长宜之计。实际上，仅仅节约开支会走入另外一个死胡同，其大举节支以确保债务削减目标的实现，可能会导致经济更严重的衰退，危机将可能会旷日持久。目前来看，欧元的贬值虽然可以让本国的出口有所收益，但造成了外国客商的惨重损失，而这无疑不利于该国经济社会的复元。如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罢工加上放大的国际效应、希腊居民消费缩减和外地游客的减少，营业额大量缩水，对希出口企业更是经历了罕见的寒冬。而危机背后是对于外资的排斥，例如现在，中国企业要在希腊开设一家全资的中资旅行社，可能性都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开源或许才是根本之计，其做法或许在于寻求更多的增长点，如开发绿色能源、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企业再生产等。

　　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要真正走出危机，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进行配套的社会制度改革，建立更具效率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降低潜伏在高福利制度中的社会安全风险，建立一种更具有弹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当然其前提是经济增长。例如，应建立一套灵活的福利体制，实现从单纯的社会保障措施向对未来的投资转变，在这一制度下，雇员可以灵活就业，企业可以灵活解雇，国家不仅重视失业保障，还重视帮助失业者重新上岗，而不是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也能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目前来看，希腊若要进行改革将会遇到巨大阻力。当针对官僚体系以及私有化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诉诸改革时，却因为工会手中的特权无法立即推行下去，而目前此起彼伏的罢工实际上只保护了旧有的特权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尤其是高福利国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很难改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老一代领导人就曾试图改革，但在“谁改革、谁下台”的选举政治体制下，改革计划基本破产。或许只有小心翼翼地通过边际性、渐进式的努力来逐步实现造成危机的一系列制度性要素的变革，才可能安全走过远离危机的钢丝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