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萧条的前兆已经出现？这不是危言耸听。

　　当下，发达经济体全都面临着严重的支出不足，以美国为例：首先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民众消费支出的“去泡沫化”，这让全社会消费支出正在逐级回落；其次，企业不愿意投资，同时还在大幅减低成本支出，压缩产量，信贷市场对企业的支持力度还在减弱，总之企业支出不是在增长，而是在压缩；再有，政府债台高筑，而且在债务率已经很高的前提下，又不能过度发债以维护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甚至还要制定减赤计划，这当然会严重制约政府支出。

　　公众支出在压缩、企业支出在压缩、政府支出也在压缩。如此的支出环境中，什么力量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美国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制定与实施新的刺激计划。

　　力主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7月6日他表示，预计下半年，美国就业市场将变得更糟；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也都主张采取新的刺激措施。

　　华盛顿智库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学家迪恩·贝克说：目前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使国会的经济决策处于瘫痪，因为复苏既没有强劲到足以扭转赤字困境，也没有疲弱到能够说服议员们同意继续实施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实，贝克所说的这种“不死不活”的现实状况，恰恰是经济萧条的前兆。这就像走一个缓慢的下坡，不会很快落地，过一段时间人们才会发现，原来跌得很深。

　　话说回来，美国真有能力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指出，高达14万亿美元的联邦财政赤字总额已经不能再承受新的刺激计划了。俄勒冈大学经济学教授蒂姆·迪伊也认为：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深层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主要在于多年来的制造业产业外移，这种外移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就业，也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

　　可见，美国经济复苏受到两大问题制约，其一是找不到拉动就业、拉动消费的动力；其二是政府支出受赤字过高限制。

　　克鲁格曼此前指出，经济复苏的进程仍旧十分脆弱，因此各国政府仍旧不能逐步撤回支持性的措施。他认为：“一定要等到有明显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填补产量缺口时才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而现在还不是开始退出刺激计划的时候。”他认为，如果各国政府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推出严格限制消费的措施，那么经济将会“遭受”高于必要程度的损害。

　　在中国，克鲁格曼似乎得到了响应，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得以实施：央行连续6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而停滞了8个月的财政项目审批本周也从新开闸―6822亿元的西部大投资要求2010年必须开工。

　　这也验证了，在支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担心经济过热、担心通货膨胀纯属“痴人说梦”，防范通缩才是当务之急。

　　需要强调的是，“多发货币引发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这一简单而教条的货币理论虽然在中国已根深蒂固，但这个逻辑只适用于“经济增长周期”，在“经济衰退周期”使用这样的逻辑，必然会使政策南辕北辙、大错特错。在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确实发行了大量货币，但这样的货币发行并没有导致流动性过剩，仅仅是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带来的流动性严重枯竭。

　　更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扩大支出，绝不仅仅是为了救助金融机构或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而更在于弥补金融危机后必然出现的全社会支出不足，防止经济萧条。现在看，防范经济萧条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资深财经评论员，《中国经济周刊》专栏作者，现任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