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以来，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极为复杂、极为敏感、极为微妙也极为艰难的困境局面。政策的大起大落加剧了经济本身面临的困难与困境，政策的选择也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艰难局面。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保增长与调结构本来并不存在矛盾。如果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们有完善的市场与充分的竞争，那么在经济的发展中就会出现市场的优胜劣汰，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会同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高级化进程。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充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政绩GDP”使地方政府产生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的产业群的背景下，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就必然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经济发展正在不断吞噬无效增长的恶果，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已经无力承担如此之重的负荷。根据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提供的数据，2009年，我们用全世界46%的钢材、48%的水泥、45%的能源创造了不到8%的经济总量，如果把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因素剔除，那么这种经济的有效增长可能不足5%，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也无法延续。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下，调结构就保不了增长，保增长就调不了结构。这种两难选择不仅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责任，而且还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忍受力与承受力，一旦选择失误就会导致经济前景的全面恶化，甚至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危险甚至危机。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保增长与保民生的两难选择。2009年保增长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北京2009年的GDP增长中有62%来源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全面启动的恶果就是房价的暴涨，其上涨幅度与价格高度都已经全面越过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与购买能力，并且使30多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成果全面丧失。保增长就压不住房价，压不住房价就保不了民生，增长与民生这一对本来是相互扶持的天然伴侣就在高房价下分道扬镳。在“新国十条”出台已4个月但房价在天天上涨并且没有任何回落迹象的情况下，任何的政策微小失误都可能引发房价的新一轮暴涨，而这种暴涨一定会突破整个社会的承受力与忍耐力，进而大大激化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引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危机。在我看来，经济的二次探底必有，政策的二次刺激断无，市场与投资者必须认识到高房价下政策的选择困境与选择余地，把握正确的投资取向与投资选择。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三重困境是松货币与紧货币的两难选择。紧货币就难保增长，松货币就难扼通胀。2009年以来，4万亿的救市资金，7.7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17万多亿的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再加上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形成的人民币对冲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和难以想象的程度。一方面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放慢，这向经济与市场发出的都是通胀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还不通过大规模紧缩货币来回收流动性，那么一旦通胀爆发就将是恶性的，在经济全面滑坡的背景下，“滞涨”的危险与可能就会成倍增加。如果为了刺激经济再进一步放松货币以释放流动性，那就会产生严重叠加的负面效果，中国经济就将打开危机大门，甚至会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彰显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中国经济拐点的出现已经势在必然。久病不医必酿大患，有病乱医更是十分危险。不走上经济转型之路，中国经济就很难再可持续发展；不经历转型的阵痛期，两难的选择困境就会更难。两难困境正日益向多重困境演变，时间拖得越久，困境就会越加严重，选择就会有更大风险。在这样极为严峻也极为复杂的经济困境面前，决策者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大局和长远着眼，既不可急功近利，也不能孤注一掷，特别是要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的局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放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收缩流动性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仅仅为了保经济增长速度而听任流动性泛滥，那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不大规模释放土地资源，不走上持续的加息之路，开发商捂盘惜售的局面就很难改变，房价就不可能真正下来。如果说，防止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与切入点的话，那么，防止房价的进一步暴涨则是宏观政策选择的重点中的重点和关键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