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关于它总会出现一些新的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辨识。在我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一是输入性通胀。

　　从数据上看，从2003年开始，中国市场每年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把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落到美国头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喜欢讲“输入性通胀”，国人也很容易这样思考问题。

　　经济学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的整体是平衡的。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 (如中国失衡)与之互补，才能长时间地运转。近40年来，全球经济一直运行的是“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简单说，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而如果新兴国家都筑坝挡水，美国财赤无限度增加下去只会促使资金从美国国债市场抽逃，债务市场的崩溃将拖垮美国经济，美国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越刺激、越不减速，是当前盖特纳和伯南克最乐见的，因为这样拓展了美国人量化宽松的空间。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中国如不主动收货币，通胀肯定演变为长期压力。

　　第二个伪命题是关于汇率绑架利率。

　　在我看来，“加息导致热钱涌入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误区。各类“想当然”的研究者不断地重复着这根本没有得到实证的结论，最后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而恰恰这是一个伪命题。

　　真实经济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博取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和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会减少，升值压力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增速和外汇占款增量与“贸易顺差+FDI”的差额呈现强的正相关(如下图)，进口增速通常被认为对应与国内需求(投资品)的增减。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第三个伪命题是关于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逻辑上并不构成直接关系。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以来都是保就业，特别是两千多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没有人论证为什么要这个数，也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逻辑。

　　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该是最高的之一(同样的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地复元，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的下跌，对于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是变强的，经济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成本下降对企业家精神激发是有利的，对于就业时是正向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

　　反转过来讲，空心化的经济体受流动性紧缩的冲击肯定是大的，因为它的资产部门大。换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而不是想象中的中国工人。所以，紧缩跟就业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