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打拼的王炜如今已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房、有车、夫妇俩月收入超过七千人民币，在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生活水平算中上层。

　　然而面对“你幸福吗？”这一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王炜心头犹如打翻了调味罐，麻辣酸甜难以表述。背负20年的房贷压力、忙碌中日益疏远的亲朋邻里关系、再也看不到儿时那湛蓝洁净的天空、职场激烈竞争前程莫测……这些时不时闯进王炜内心的焦虑总是让他难以体味“幸福”。

　　在安徽省另一座城市合肥打工的蔡庆斌，也有着和王炜一样复杂的感受。进城打工多年，月收入已经超过2000元，是在家种田的5倍。但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孩子入学门槛高、医疗养老压力大，蔡庆斌说：“钱是比在老家挣得多了，但生活似乎总是轻松不起来。”

　　从2005年GDP总量赶超德法两国，到2010年连续两个季度GDP超越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短短几年，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多年追求GDP粗放增长的背景下，一面是引人骄傲的宏观数据，一面却是令人焦躁的百姓生活。

　　房价高企、物价快速上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大中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正困扰着越来越多和王炜、蔡庆斌一样的百姓，人们突然发现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

　　而与此同时，在中国更为广大的农村，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也让一些农民失去了心理平衡。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柏林乡老农吴为权每月种地加就近打小工，收入仅千余元。冬日农闲时节，吴老汉蹲在门槛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说：“俺不知道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俺这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城里人三、四个月的。这不，年轻人留不住都出去挣钱了，剩下俺们这些老头老太在家，生个病都找不到服侍的人。”

　　中国四、五线小城市、小县城被人们认为是眼下“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就职于舒城县城一家事业单位的李邦荣月收入2000多元，虽然比大城市的白领差了许多，但这里的房价便宜得多、工作节奏慢、上下班近、空气好。

　　李邦荣买了一辆6万多元的汽车，20分钟内足以跑遍全城，上班、周末郊游、送孩子上学，“生活还是很惬意的。”他说。

　　社会学家指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如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亟待完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些普通百姓的幸福显得沉重。决策层必须针对城乡“二元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分配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拿出解决对策。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民生议题，第一次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

　　“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中，‘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的表述被放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前，这说明中央对民生的关注毫无疑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说，十二五规划建议相当篇幅涉及价格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等热点，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对民生问题的“良苦用心”。整体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成为中国未来五年要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