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以历史的眼光向后看的话，也许可以发现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历史性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000美元，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来到了“追赶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陷阱的挑战面前。能否顺利跨越“追赶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从经济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跨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

　　一、总量“超二赶一”与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及相关陷阱

　　最近几年，我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这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史表明，虽然许多国家能够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大多数国家先后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困境，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一些拉美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并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主要的变化只是从原来的中下等收入阶段推进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不严格地称为“拉美陷阱”。就实质而言，由于大部分国家是在中上收入阶段逐渐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应该叫做“中上等收入陷阱”。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均水平持续提高。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4000美元，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到了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推进的起始阶段。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战略任务。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挑战也已悄悄来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追赶陷阱”或“超二赶一陷阱”。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三个“不期而遇”。一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期而遇，二是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与汇率变化的不期而遇，三是经济总量位次“超二赶一”与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第一个“不期而遇”致使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凸现；第二个“不期而遇”使我们原有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压力和再造比较优势、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历史使命；第三个“不期而遇”使我国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面临跨越“赶超陷阱”的压力和实现从大国变强国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我们已经对第一个“不期而遇”有所准备，对第二个“不期而遇”也已做了一些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虽然已经有所感觉，但缺乏充分清醒的认识和认真足够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的冲击与“赶超”面临的特殊挑战既不完全陌生，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从我国自身经验来看，2005年以来，在我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这些国家均经历了对我态度的非理性与情绪化反应，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北京奥运大大出人预料的不友好态度上。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超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多的只是统计意义，而不是实际意义，但“超二”现实带来的“赶一”预期引发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化反应，并将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甚至难以预料的经济与非经济冲击，干扰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想像的是，在今后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新近被我们赶超的国家将进入前几年欧洲式的情绪化反应中。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赶上跃居世界第一将在2020年之后，但下一个被赶超者的情绪化阶段不仅有可能大大提前，而且很可能出现更加强烈的反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赶上先进国家，尤其是成为第二位次国家之后能否成为首位国家充满不确定性，挑战第一或双雄并起成功概率并不高。战后的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美国的第一地位，但均没有成功。日本既是最新的案例，也是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情形。日本经济总量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超二赶一”的最后冲刺期，之后的70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致有些学者认为两次石油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强制收取的“买路费”。当然这些结论无从考证，很难证实或证伪，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挑战及其严重后果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80年代初期成为高收入国家，198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80年代后期经济总量接近美国，“日本可以说不”一时十分流行。随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不断加剧，最终在美国建议下日元急剧升值，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当，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由此终止了日本的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了所谓的“失去十年或二十年”。日本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1%，1974—199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2%，1991—2009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0.9%，呈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趋势。如果从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博弈角度来看，这种困境可以称为“赶超陷阱”，只不过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陷阱，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

　　现在，与日本当年类似的情形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能否跨越“赶超陷阱”，避免日本式的长期萧条甚至停滞，有可能成为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不仅如此，由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使得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在我国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致使我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环境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我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之后超过美国，不考虑汇率升值因素，我国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才能达到5000美元；考虑到汇率升值因素，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也许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接近。虽然如此，我国人均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日本当年与美国的“总量比较”是一个青年人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与美国之间的“总量比较”则属于青少年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我们在人均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被领导性国家视为“竞争者”，而处于过早地被关注、被防范甚至被堵截、被遏制的被动境地。我们不仅要克服其他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所遇到的一般困难和挑战，还将不得不遭遇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特殊困难和挑战，即来自已经和即将被我们赶超的国家的各种摩擦和阻力——包括已经和即将被我国超越的国家“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直接摩擦及其刻意扶持和培育的竞争对手给我们的竞争压力。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越“赶超陷阱”能否成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如果能够顺利实现“超二赶一”，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由于前堵后追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超二赶一”整体进程被延迟，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必将加大。因此，防止陷入“超二赶一”和“中等收入”两大陷阱，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