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开始在北京集体学习社会管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式上提出八点意见，要求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前的2月14日，随着日本内阁府经济数据的发布，2010年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随着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也在滋生。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不能顺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社会经济内部动力不足，造成发展停滞；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如贫富分化、腐败、环境、食品安全、失业乃至民众政治诉求和民族矛盾等在这一阶段集中爆发，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实力衰落，民众丧失了对社会和国家的信心。在世界历史上，“中等收入陷阱”曾经在多个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发生过。

　　实际上，今天中国发生的问题，固然可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之困，却更是一些固有潜在矛盾在经济发展之后的凸显。比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连续爆出安元鼎、上海高楼火灾、浙江乐清钱云会等事件等等，这些被媒体严重关注的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矛盾的某种浓缩式显现。

　　更为堪忧的是，无论是某些地方政府对这些事件本身的处理还是民间对事件以及处理的反映，都表现执政者与民众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情绪。

　　必须承认，这种“不信任”情绪不是仅存在与民众对待官方这一维度，事实上，无论是钱云会事件中由知名网友和公共知识分子组成的“围观团”，还是由知名学者倡导的微博打拐并上升到禁止未成年人乞讨立法的公民行动，都在民间内部激起讨论乃至激烈的意见冲突。意见多元当然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但是人们看到的是，意见分歧几乎总是演进到激烈人身攻击，乃至全盘否定在当下现实中任何良性改变的可能性，这种已经走向虚无的阴谋论想象，未尝不是不信任感发展到极致之后的一种形态。

　　可是，归根溯源，这种不信任情绪来自某些执政者。在他们眼中，访民是刁民。而提出批评意见的公共意见领袖则更是麻烦制造者，在他们心中，对付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闭嘴，于是我们看到，压制声音、网络删帖、跨省追捕等手段成了他们手中的法宝，“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拆出一个新中国”更成为他们的蛮横逻辑和底气。另一方面，即便是想正视民众诉求，但是由于沟通渠道匮乏，严重不畅，在不少执政者那里，把民众诉求仅仅理解为物质诉求，主张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能解决的矛盾。这种简单化、鄙俗化理解看不到物质条件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乃至政治需求，看不到对公平正义自由的渴望是个体与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这一现实，对于一些所谓人民币解决不了的矛盾，习惯性用敌意对待之，甚至将这种不信任和恐惧蔓延开去，杯弓蛇影，草木成罪，以为可以通过权力压制、信息不透明制造出稳定，以为可以通过停滞换取安全感，最终会造成社会活力的窒息，政府公信力衰减，引发更大更多不安定。

　　而要真正驱散目前社会中弥漫的某种“不信任”感，消除部分地方执政者内心中对民众的潜在敌意、尊重民意，建立健全沟通渠道必不可少，甚至是异常紧迫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发言中指出，一定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

　　世界和当代的历史更是带给我们启示：欲长治久安，实现善治良治，民意支持是第一要义。而要获得民意支持，执政者必须真正尊重民意、倾听民意，建立与民众有效的沟通渠道，化解彼此心中的某种不信任感。须知，对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式来解决，如此，刁民才能转换成公民，社会才能凝练出共识，中国才能真正度过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拥抱现代文明，实现稳定昌盛，完成百多年来的历史三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