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就要求在6月公开各部委的“三公”支出预算。但是6月结束的时候，公开“三公”支出预算的部门寥寥无几。进入7月后，陆续有一些部委公开相关预算，有的详细，如审计署，大多仍然是粗线条的数字。

　　世界上所有民主政府的预算都是公开透明的。甚至历史上晚清宣统三年试办的预算案也是公开透明的，民国政府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预算也是向社会公开发布的。对于阳光预算，没有必要进行宏大论证，一个最为朴实的道理就足以说明其原委。因为政府是受人民之托管理国家事务的，政府所支配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人们缴纳的税费，人们当然有权利知道政府拿这钱干了什么，效果怎么样。你把钱拿去自己挥霍而不用于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就是对于纳税人的背叛，从委托代理关系最简单的伦理道德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细究起来，“三公”支出正是政府未必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那一块。政府拿纳税人的税金，去游山玩水，去大吃大喝，去购买豪华汽车潇洒，每年所费是天文数字。近些年不断有人估计这个数字，有的说“三公”支出每年达上万亿元，有的则认为“三公”的每一“公”都高达3000亿元左右，总计也在万亿元左右。当然，这些估计只能是估计，难保错讹，因此也偶见有政府部门出面喊冤，认为没有那么多。但到底是多少？你制定预算，执行预算，你知情，却不出面给大家说清楚，你有什么理由抱怨民间的猜测呢？你不告诉真相，人们当然只有猜测了。所以，为了自证清白，政府部门也应该把自己“三公”的支出告诉大家。你不告诉大家，只能说明，背后大有猫腻，不愿公开“三公”支出的那些部委，或许真的心中有鬼。

　　从已经公开的部委的三公预算看，其数字好像没有人们以往猜测的那么高。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在全国“三公”支出中是小部分。中国是五级政府，中央政府不过是五级中的一级，而且中央政府的机构和人数一定是最少的，机构人数最多的恐怕是县区这一级。“三公”支出中央政府固然花费不菲，但是省、市、县、乡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三公”支出都统计出来，那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第二，部委公开的“三公”支出是列入预算的支出。但是，中国政府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是很差的，政府支出除了列入预算的，还有大量预算外支出，还有制度外支出。而鬼影重重的“三公”支出往往是通过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渠道进行的。这样，从预算看，“三公”数字不大而且不少也是有其合理理由的。但是，如果将预算外制度外的统计进去，那么，三公支出的数字，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在国务院部委公开“三公”预算的时候，还应该力推地方各级政府公开“三公”支出，也应力推公共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逐渐彻底消灭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

　　“看得见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只有将政府的一切财政支出放在阳光下，政府才是负责任的、可监督的。也就是说，财政公开是民主政府、宪政国家的前提。现在，阳光财政应该成为建立宪政国家的突破口。说阳光财政是民主宪政的突破口的理由在于，首先，在目前的中国，要求阳光财政已经没有法律障碍，法律环境不错。政府长期将预算当成国家秘密拒绝公开的依据《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早已废止，2008年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将预算列为应该公开的事项。这样，预算不但不是国家秘密，而且将详细的预算向社会公开是政府的义务。第二，中国政改的唯一路径应该是现代民主宪政，围绕此问题各派进行激烈的争论，内耗严重，但是，实行阳光财政，则是各派都能接受的共识，甚至国务院也在力推。因此，从法律上无障碍，社会已经达到高度共识的阳光财政入手，进行渐进式改革，财政可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当然，目前预算公开的强大压力，主要还以社会舆论为主，还没有进入组织化的代议机构压力阶段。真正要实行阳光财政，来自代议机构的压力不可或缺，而代议机构的力量，必然来自真正民选的代表的力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