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狂欢中，重新出现了一批由不同级别的局长、主任甚至市长等政府官员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国有企业。而这一类所谓的企业已成为地方债务融资的主体。
目前看，地方债务总体风险可控，不等于就可以任由地方政府继续以各种各样方式举债融资。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下决心清理整顿除了担心地方债务因底数不清、缺乏透明度而逐渐失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其潜在危害，警惕地方债务蔓延成制度性冲击。
1。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主体，进行资源配置、参与市场竞争，地方政府对价格、利率等信号不可能像其他合格市场主体那样敏感。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实施的经济政策，常常会遇到地方政府的“忽视”、“曲解”甚至这样那样的抵触。这些政策如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执行的话，其后果将可想而知。
承袭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问题，在市场经济改革几十年后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仍然面临而必须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只要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在地方配置资源、扩张利益的性质一直存在的条件下，中央政府不论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还是要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都会发现其政策的主要对象永远是地方政府这一利益主体。远的不说，近的如2009年国家制定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旨在一边强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优化产业结构，而地方政府通过融资自行建设项目，绝大多数处于上述规划范围之外，且常常是导致“两高一资”产业持续维持或死灰复燃的原因。长期而言，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障碍，正是来自地方政府为地区利益投资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庇护”。
2。冲击社会信用，侵蚀银行业改革成果
审计发现，到2010年年底，已经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这意味着，有近五分之一的市级政府和3.56%左右的县级政府综合财力小于当期债务。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
这次审计结果表明，政府融资平台有超过八成的资金都用在了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在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的有5.9万亿元；用于土地收储的有1.02万亿元。投入教育、医疗、科学文化、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民生方面的债务余额为1.37万亿元，投入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工业等领域的债务余额为4016亿元。地方政府有偿还责任的负债，约四成在市政建设领域，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接近五成在交通运输领域中。这意味着，这两个领域如果出现后期经营不善，都将影响还本付息义务的履行。有许多投资去向不够明智，投入到了监管松懈的项目中，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无法产生收入。
无论现代金融理论被表述得如何高深和复杂，始终都离不开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用钱者必须为出钱者负责任。只有在这样的机制下，社会剩余才会转化为可投入要素——资本重新投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否则，如果存在无破产之虞的借款者，其举债融资之需将永无止境；如果存在无破产之虞的债权人，则多少投资都可能化为乌有。那么这必然形成一个不合格债权人与不合格债务人的“错配”mismatch，导致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浪费。现在的局面正是这样：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一方面只希望扩张，并不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因为它们不可能破产；另一方面大胆放贷，与向民营企业放贷相比，对地方政府项目的任何贷款都不用担心被严格地问责，即使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历史以前银行改革经验和现实经验西方国家“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危机处理机制都告诉它，不要紧，大不了中央政府再兜一次底。
3。国企改革面临新障碍，政府职能转变增加变数
审计署公布，从举借主体看，在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分别为49710.68亿元和24975.59亿元，占比共计69.69%。审计署此次公布全国共有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其中有26.37%是亏损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各地“经营城市”的蔓延，这类地方国有企业越来越多。一些融资平台公司的建立过程就预示着它们的特征：有的是将坐落于本辖区的国有土地、矿产等资源当做自身的资产，有的甚至将学校、医院、公园折合成资产，注册成投融资平台公司；有的干脆就是政府几个部门抽调的干部，在公共项目指挥部的基础上，再挂上一个“投资开发公司”的牌子而已。其实，官方和媒体在“公司”之前加上“平台”二字，并非中文的花哨，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近二十年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一群“公司”，实在值得沉思。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前期一直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通过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中心环节”的改革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孰料在这一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狂欢中，重新出现了一批由不同级别的局长、主任甚至市长等政府官员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国有企业。而这一类所谓的企业已成为地方债务融资的主体。审计报告也警告，这类企业存在的风险，是其数量多，管理不规范。其实这种“不规范”的背后，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产权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混乱的内部治理结构。这已被改革实践，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攻坚经验证明过。大量官商不分、政企合一、以公权力为后盾的所谓企业再度出现，不仅与通过改革行政体制、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更是为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重新制造了障碍。不少人居然还把它们称为城市管理体制创新、企业模式创新，这再度说明，在一个长期缺乏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里，市场经济知识多么需要在全社会，尤其在公务员队伍中进行普及。
4。变相分割货币发行权，危害人民币稳定性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潜在危害之一。在现代社会法定货币制度下，各国无不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顺便指出，欧元区国家设立了超国家的欧洲央行，但因各国财政步调不一致导致金融危机以来的欧元危机至今没有消失。如果没有健全的财政制度，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中国地方政府自行变相举债，迟早将使本来由中央政府掌控的货币发行权失控，进而威胁到货币稳定性。
不少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过度的公共债务，将会导致银行体系、债券市场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政府一方面要设法扶着这种金融机构别倒闭——就像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剥离和再注资，也如本次金融危机中美、欧政府一样；另一方面对储户存款安全提供保障，否则金融机构倒闭将引发社会动荡。但这都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新货币。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倒闭清盘，最新一轮银行改制上市剥离了1.4万亿元呆坏账，下一次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重整仍将“指日可待”。而这正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再重演：地方投资失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金融机构整顿重组，剥离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再贷款，可能以特别国债形式以中央财政名义注资→中央银行货币被迫超发。中央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实际上被地方政府的各种竞相冲动给分割了。
在这种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缺乏约束力的游戏，代价最终由全国公众来支付：它一方面刺激着道德危害的反复滋生，另一方面稀释着货币的价值。而微观经济主体需要储存财富和计价交易，宏观经济需要稳定运行和平稳增长，都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定的人民币供应量，可是，这将可能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警惕地方债务蔓延成制度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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