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中国的一系列社会焦点事件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在外媒眼中，中国人做事要名利双收；理财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就连坐车也经常插队。“中国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不过，曾研究过中国人的“时间观”的英国东亚文化学者马丁-雅格斯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却质疑说：“一切问题真的都是速度的错吗？”半个多世纪以前，世界对中国人的定义还是“漠视时间的民族”，一些西方人还由此认定中国无法屹立于世界。英国一项研究称，世界都在进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而其中位居前列的几个国家都是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庚欣说，紧张的快生活是中国这代人避免不了的命运。中国就像正在快速成长的青少年，出现一些问题不完全是快速成长的错，而是营养失去了平衡。日本几十年前也经历过快速度带来的“生长痛”，但真正令日本人担心甚至绝望的却是“失速的20年”。

　　“快”成为中国人现代生活标志

　　《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一名曾多次到过中国的日本老人，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曾来过中国。他说，“当年在中国学会的中文基本上都不会说了。但是，有一个词记得非常清楚，同时也非常喜欢，就是‘蹓跶’。”尽管中国人谁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但在这个日本人看来，这个词似乎代表一种悠闲的生活。他说，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也在为快生活而烦恼，那时日本人生活有“三快”：吃饭快、大小便快、走路快。他注意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深圳出现了一条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那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才快了起来。

　　但最近中国发生的一些问题却让国内外质疑起近年来让中国人疲惫不堪的“快生活”。韩国《中央日报》8月1日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发展的真实写照。在经历姓社姓资的争论后，这一口号得到中国全社会的认可并迅速付诸实践。此后诞生了3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全中国各种“速度战”的事例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速度战”在中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果，依靠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近来的一些事故表明追求速度的代价不菲。文章称，其实当年深圳的创业者还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只不过这句口号并没有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样被中国广泛接纳。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7月28日称，中国人开始反思他们对于“快”概念的崇拜。事实上，快节奏以及强调“快”成为一些中国人现代生活的标志。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中国人当下都热衷赶时间，到处都需要快节奏：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还要有现房现车。一些中国人总是风风火火，把每一天都当作打仗来过。他们认为快生活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担心这个机会不抓住，就会被社会抛离，抓到手的才是硬道理。但扪心自问：忙碌中的你，有没有迷失生活方向。

　　从漠视时间到停不下脚步

　　实际上，曾几何时“快生活”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只属于美英等西方列强。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具有的这一品性。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史密斯的这本书在“五四运动”后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议论。鲁迅曾遗憾没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

　　如今，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经常性的急躁”。日本《产经新闻》不久前刊登一名日本学者的文章，讲述他遭遇的“焦急中国人”。文章称，在广州机场，因为大雨使航班延误和取消，被困机场的一些中国乘客大打出手，将候机厅的电话、电脑等设备破坏，还殴打机场工作人员。文章称，因为天气原因让乘客被困机场的事情，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发生过，但中国人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一些乘客丧失了“自制力”。

　　“为什么焦急和不耐烦成为中国人社会心态？”美国《侨报》7月26日称，这是由于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反而加重人们心中的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可以快就绝不能慢。文章称，其实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人们排队买房，可以提前3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中国人越喜欢，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中国人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宁肯长时间排队。《侨报》认为，中国人的焦急症，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对中国人的“快生活”方式，英国广播公司曾略带调侃地说，请人吃饭，中国人爱说“您慢用”；吃完饭送客，会说“您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实际上，现代生活节奏快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连人们走路的速度也相应变快。BBC引述英国学者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走路的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研究人员选择世界上32个大城市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世界上居民走路最快的城市是新加坡，走60英尺平均用时10.55秒。而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则是广州，世界排名第四，用时为10.94秒。BBC发现，排名前几名的大多是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城市。

　　曾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家具公司经理助理乌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中国留学期间，看到周围的中国人都很繁忙，感觉他们走路时都是急匆匆的，生活中很少停下脚步。他感到很受震动，中国总是不断受到新鲜事物的推动，每个人都很积极，国家和个人都在一步一步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努力地工作着。

　　日本一名经常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公司老板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办理一些商务手续最快也要3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人的速度已经跟上世界的步伐，还出现了各种代办公司，几天就可以拿到所有手续。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还能创造出很多行业，比如快递公司、快餐馆等，让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感到非常方便。”日本大阪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说，那些主张中国应当放缓发展节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失偏颇，因为这不是慢下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个别行业的问题视为整体社会发展速度有问题。毕竟在中国各方面建设及国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时候，中国社会保持快速增长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中国人的问题让西方梦寐以求

　　“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曾以此为题刊登过一篇社论。确实，中国“快生活”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疲惫和困惑，但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快生活”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发展动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环球时报》记者用输入“中国人”和“急”等关键词后，立刻弹出近2000条报道，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着急买房，一片新楼还未盖起就会吸引来一批购房者，甚至比售楼公司还着急，中国政府为此还下达了“限购令”。有英国网民感叹，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英国，英国首相的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过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客观上讲，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失衡的问题，但即使中国发展速度慢下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启动了市场化，老百姓有改善生活的强烈要求，这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推着它向前冲。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想慢也慢不下来。他说，中国的问题是就像一个小伙子，长得很快，同时也很毛躁，但跟生长快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比如美国在1870-1925年间因社会矛盾多而频繁引发暴力事件。应该说美欧等发达国家比较幸运，他们冲过了这个坎。一些拉美国家也投入了现代化，但是没有闯过这一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当年“高度成长期”，日本人的生活也处在“紧张的快速状态”中。为了迎合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中日本上班族快节奏的生活，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等快速食品。但是时间长了，很多人胃肠生病，快生活的负面影响才被发现。当年日本还频频爆发滥用添加剂事件及环境污染事件。许多人曾抱怨快生活让那种“下班后自己动手煮面条”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

　　但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让日本人痛苦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整个日本突然“失速”，经济停滞不前。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增多，那些失去工作而“慢”下来的日本人也失去了“精神支撑”。不久前，日本埼玉县一名中年男子失业后仍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样“装正常”两周后，终于被妻子发现。当天晚上他向妻子道歉后，就实施了自己解决失业的方法在勒死妻子和7岁的儿子后，自己也上吊了。后来警方发现了他的遗书，上面写着：“感觉每天就像在大海中，水一点点没过下巴、鼻子，最后是头顶。我不想死，但社会回答我‘不行’，绝望的情绪淹没了我！我有工作的时候感到紧张与疲劳，但现在却感到深深的恐惧……”

　　法新社曾引述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可能会继续大踏步前进，这是它继续进行改革的条件。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这种快速增长是避免失业“成为一个巨大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高速发展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钱乘旦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速度是否太快，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能否协调的问题。如速度和公平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中国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