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没有急事的时候能不能早一点，影响孩子睡觉啊。”昨天，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赵国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诉苦”一番。

　　“对于工作来说是个好事，不过有时候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他说，前两天还有媒体深夜给自己打电话，说要测试一下电话能否接通。

　　这是继去年2月18日首次公布新闻发言人信息后，国资委再推透明举措，根据企业实际和人员变动情况进行了更新，除新闻发言人办公电话外，还公布了工作手机、传真及邮箱等多种联系方式。

　　不少新闻发言人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一直处于如履薄冰和时刻备战的状态，但各种推销、广告甚至诈骗电话和邮件也让他们疲于应对。

　　一名专家表示，目前央企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项措施本身谈不上什么不足，而是在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运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症。

　　他认为，新闻发言人首先一定是一个团队，这是西方企业所普遍采取的制度，但很多央企内部实际上对传播重视不够，更不用说机制化的应对。

　　好比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摸爬滚打一样，中国的一群国企巨头正在更新他们面对社会监督和舆论的语言体系。

　　国资委新闻处有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央企目前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同时正逐步走向国际化，未来国资委还要继续推动这项制度并予以完善。

　　“在新闻发布制度方面，试问中国企业有几个成熟的发言人？”一名业内专家说，“中国企业管理制度同现代企业制度还差得很远，无论是央企还是‘达芬奇’等民营企业，这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媒介素养比较低下，不会面对媒体和公众说话，不会表达自己。”

　　“国资委推动央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社会期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过程中也有对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对社会推动的作用有一个社会表达的愿望，所以需要新闻发言人要架起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从央企利比亚撤退到今年中国工人在苏丹遇袭，正是通过这些公开的发言人手机号码，让媒体从中交集团、中建总公司、中国电建集团的新闻发言人那里及时获取了第一手信息。

　　一名在企业负责新闻宣传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帮助新闻发言人接打的电话中，80%以上都不是媒体，而是各种广告推销以及相关单位要求赞助摊派的电话。

　　“特别是联系人信息刚公布的那半年中，这样的电话特别多，仅通过手机号码是无法判断来电的是不是媒体，后来这些人看无机可乘，也就很少再打了，我们现在都能正常接收到媒体的采访要求。”他说，“建议媒体朋友今后电话之前可以先发一个采访短信，让我们辨别正常采访要求，或者通过邮件等方式联系，企业都会及时回复。”

　　本报记者昨天致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移动”)新闻发言人张轩(综合部总经理)时，接听的工作人员称张轩正在开会，但表示会转达本报记者的提问。

　　十几分钟后，张轩在会务间隙通过电子邮件予以回复，谈及新闻发言人实现信息双向互动之余，还给中国移动微博做了个广告。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王力(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对本报记者表示，据他本人统计，去年一年70%以上来电均为业务销售，与企业无关。

　　“我晚上一般都不关机，但垃圾电话打扰了我的正常睡眠。”刘郑国说，“我只是想这个电话可不可以在有限范围有选择地公开。”

　　刘郑国对本报记者讲述的自己的两难——电话打过来不接吧违反规定，接吧，总有那些推销房子、保险的电话，每天垃圾彩信一堆。

　　而由于很多央企负责人实际上都身兼央企办公厅主任甚至是副总经理职务，在接电话上也有些精力透支，不得不派其他工作人员协助接通。

　　本报记者昨天在拨打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发言人的电话并非由本人接听，由于没有相应的受权，这些“代接”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接受采访，或表示要请示领导，或要求提供采访提纲。

　　昨天，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新闻发言人电话即由其他工作人员接听，称“领导比较忙，大事他处理，一些小事就我们来处理”。

　　“这个关键要看新闻发言人对公司是否了解，是否敢说话。”她说，“如果发言人是公司高层，就敢说话，而那些级别不高的发言人，一般很难从那获得到有效信息。”

　　国资委新闻处有关负责人认为，国资委所颁布的这项制度更希望央企发言人制度不应只是设立一个人，而应该是建立一个团队和机制。

　　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中，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遭遇又让外界将“高危”这个标签扣在了“新闻发言人”头上。

　　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本报记者表示，无论是来自哪个领域的发言人，都要将新闻发言的工作职业化而非职务化。

　　对于央企新闻发言人，他给出了两条建议：第一，要守住底线，宁可无可奉告也不说谎话；第二，发言人不要总是趴在底线上不说话，最大的失败是说假话，最大的悲哀是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