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0日，为了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救助，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议案，但这一议案遭到了普通民众及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一方面，此救助方案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的投机行为“埋单”，这有违公平性；另一方面，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方案将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边界，导致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该议案29日在众议院被否决，之后几经修改，才得以在10月3日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与此同时，我国为应对危机，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我国的危机应对方案的出台没有经过美国的反复博弈，而是通过政府的集中决策迅速推出。

　　对比中美两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举措可以看出，美国的宏观调控有多方力量的参与，普通民众和企业可以参与政策的辩论和讨论，而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化的决策体制。我国一元化的宏观调控决策体制使我国能迅速决策，抓住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我国经济在危机中一枝独秀。但也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2011年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危机。而美国的金融救助措施被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由最初的纯粹救助到增加监管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各方利益都得到了兼顾。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是否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困难：第三方机构不够发达

　　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引入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其好处是多方面的。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敏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企业和居民，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象对政策效果的抵消，就应该让这些市场主体参与到决策中来，政策得到他们的认可，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再制定政策，肯定会比不和他们沟通的效果更好。

　　但是引入第三方力量的前提是存在成熟的第三方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会长刘瑞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中国，第三方机构还不够发达，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160多万家，而中国只有40多万家。第三方机构本来就很少，要从中挑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就很困难。

　　除了数量上的不足，第三方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也是制约其参与决策的因素。张志敏认为，中国目前缺少专业化机构的参与。如果要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参与的第三方一定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的机构。

　　刘瑞认为，这牵涉到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民政部应该放权，放松民间机构成立的门槛，对社团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只有通过这些改革，形成一批成熟的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才能考虑让这些组织参与到宏观调控的决策中来。没有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只能去找一些联合会和行业协会参与决策，而这些都是事实上的准政府组织，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第三方力量的参与是好事，但是在第三方力量还不够壮大和成熟的时候，引入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只能抵消管理的效率。”

　　风险：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

　　除了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宏观调控部门的独立性也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张志敏指出，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但是这些部门都统一服务于国务院，不够独立。导致的结果就是相互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甚至可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拆台。这就涉及到是否应该有一些独立的部门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像美联储一样，独立于政府，独立承担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的任务。

　　央行的独立性一直是很多学者所呼吁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强，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就越强。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部级单位，

　　并不是独立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的独立性总会不断被提起。

　　虽然压倒性的多数学者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但是，张志敏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她认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否要独立，这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要看是否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第二要看是否具备相应的货币体系和政策工具。在法律监管和制约机制建立起来之前，即使让中央银行独立，中央银行可能也很难独立。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监督它，可能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中央银行独立之后，赋予它更多的责任，但它不一定能承担更多的义务。所以，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真正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选择：人员的参与代替机构的参与

　　虽然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决策在我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但是我国可以尝试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式引入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刘瑞指出，在我国，国务院在处理紧急问题时，也会召开政府内部的紧急会议，征求专家的意见，但是这种方式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第三方参与决策不是以组织和机构的形式，而往往是以个人的形式。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我国第三方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不够强大，即使这些机构参与进来，也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只能让专家学者或者企业家以个人的名义参与政策的讨论。

　　刘瑞认为，引入第三方参与的可行方式之一是采取听证会的形式。比如，在出租车定价上，可以把出租车司机和部分乘客组织起来举行听证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是很多听证会都只是流于形式，参与的人员也没有代表性。应该进一步完善听证会的体制。“把听证会做实一点。”

　　在刘瑞看来，去年在个税免征额确定上所采取的形式，就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利用网络征求意见来实现民主，这种方式值得采纳。

　　去年在个税免征额的调整上，起初，国税总局提出来的意见是提高到3000元，大部分专家也都同意这一标准。但是网络征求来的意见认为提高到3000元还远远不够，激进一点的观点认为应该提高到5000元。最后的决策综合了双方的意见，确定了折中的3500元的个税免征额方案。

　　“在宏观调控的决策上，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遵循我国集中决策和一元化决策的体制。但是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应该多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而不能一味学习美国的模式，美国通过第三方组织和机构来参与政府的决策，利益集团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政府，最后形成的政策方案也许对沉默的大多数是不利的。第三方参与宏观调控的决策，应该以个人的名义来参与而不是以机构和组织的名义来参与。”刘瑞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