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4个年头，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而其中国企改革更为关键一环。

　　昨日，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准备工作，全国人大财经委举行一场国企改革政策研讨会。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部财科所等机构的专家，也有安邦咨询在内的民间机构。

　　“当时放眼望去，满满一屋子的人，”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发言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会议总结的时候，相关领导就表示，要尊重专家的意见，很想听到真实的声音，也希望能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国企改革六大问题

　　李曙光对记者表示，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而国企改革又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国企是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焦点，更是难点。在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的情形之下，国企改革更需要战略眼光、阶段设计和细节推进。

　　在此次的研讨会上，李曙光向人大财经委谈到了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六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资进退，到底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还是“国民共进”，李曙光本人更赞成未来有更大的“民进”，或者说“民大进、国小进”。其次是关于国资委定位的问题。《企业国资法》实施以来，国资委自身的定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包括金融国资、科教文卫国资、土地资源国资等在内的国有资产在监管上并没有兼顾到，所以李曙光建议一是要让国资委成为干净的出资人，二是要确保是中央和地方国资分开，对不同门类国有资产的监管机构也要分开，可以成立四大国资委——经营性资产国资委、金融国资委、国土资源国资委和文化事业国资委。

　　第三是垄断国企的问题。李曙光认为垄断性国企有四大问题，包括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员工的福利收入高出其他企业所有制形式、行政化低效率和企业服务质低价高，对市场形成了一定的破坏性作用。第四大问题公司治理，对于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李曙光建议对这四大类企业应该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应该有不同的公司化考核。

　　第五大问题是国有资本经营问题，包括国有资本经营的覆盖面、收取标准和支出结构。第六大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李曙光透露说，有案例显示现在仍有很多国有企业领导人将国有资产对外寻租，造成了一系列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

　　一些国企发展的新现象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关注。从去年至今，全国十多个省份都向中央企业抛出“绣球”，并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引入央企到地方发展，签订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协议和重大建设项目。

　　但记者了解到，一些到会的专家提到中央企业同地方政府关系需要进一步协调，因为地方政府与国企都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当央企的垄断开始损及地方政府的利益时，裂痕就会产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激化成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与中央煤电企业的进入之间的矛盾，而内蒙古同中央企业之一的国家电网在蒙电外输上也一直是矛盾重重。

　　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

　　今年3月份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2030报告》。记者注意到，该报告虽没有直接提国企私有化，却使用了诸如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要“后退”等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有其历史背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十分复杂，在市场选择下多种所有制形式是混合交织的，单纯私有化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世行报告公布后，国内学界对于国有经济改革有了新一轮的激烈讨论。中央也一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会上，有一些专家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即国企改革实际上同政府职能转变分不开。以简单反垄断的名义来反国企也是不客观的，如果说央企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这也是由相关部委对产品价格审批的行政性垄断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准入政策造成的。不从政府职能转变，而是简单地从反对国企和国有资本入手来反垄断，容易直接将国有企业当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将民众和国企矛盾的简单对立。

　　李曙光对记者表示，当前对国资有争议是好事，证明大家都在关键时期考虑国资应该往哪里走的问题。国资改革逃不了、躲不掉，如果想要一夜之间私有化的提法并不现实，但希望国家能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从国民福祉和收益的高度上来看待国企改革发展，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本身也应该从改革的角度推进国企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定位在国企自身发展上。

　　李曙光还对记者表示，现阶段虽然在《企业国资法》中认可了大量需改革的政府部门担任出资人角色，但未来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全国人大对于国有资产管理和改革的监督，国有资产对于中国经济如此重要，但每年全国“两会”上却没有对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专门汇报，所以国家也可以尝试建立相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