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在保增长方面的力度正在加大。这是必要的。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容许以自由经济条件下“创造性毁灭”的方式，完成任其衰、恃其兴的经济循环。何况即使是自由经济国家也不会听任经济自由下坠，听任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的向下循环不断加强。经济毕竟不是静物，而关涉到所有人的命运。

　　拿中国银行业来说，曾几何时被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如果没有国家强力扶持，什么糟糕的事都可能发生。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张冀湘不久前撰文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国家为完成商业银行改革所支付的成本。1998年以来，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改制过程中，国家曾一共核销和剥离不良资产约3.45万亿元，国家通过财政和汇金公司共注资约1万亿元。两项合计人民币约为4.45万亿元。这笔支出并没有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而主要是以国家发行特别债券的方式获得，或归入国家财政的或有债务之中。

　　对花在五大行上的“四万亿”，说“不”的人不多。救助固然不能治本，但有时不救急，人都没了，哪里又谈得上“本”？

　　从另一面说，无论怎样救急，都必须深刻意识到，决不能形成“救助偏好”。笔者近年和多个行业的企业、上市公司交流时感受到，在企业的利润构成中，对政府补贴、长期资产处置、关联交易、重组损益、非货币性交易、金融性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非经常性损益常常成为企业主要的利润来源。这种“补贴经济”和“金融化经济”的蔓延，不仅让企业滋生了“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意识，也制造和强化了竞争环境的不公平。

　　笔者呼吁企业家们，从补贴中虽可获利一时，但更应把心思聚焦到市场上。市场是企业家的发现和创造过程。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就是在现有情形里注入新知识、新预期、新梦想和新方法。只有这样的发现和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关键因素。

　　补贴救助，治标、治表、利短期。建立起有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的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动力机制，才能治本、治根、利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