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特点用“复杂下行性失衡”概括比较合适。实体经济产能大面积过剩伴随着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总体呈下行性、结构性失衡；但虚拟经济，一方面经济系统流动性是充裕的甚至是过剩的，另一方面，物价水平连续下挫。这种现象用已有经济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简单地用结构性矛盾逻辑也解释不通。这就好比搞对象，生产出来的女人的漂亮程度达不到男人们要求。女人产能过剩了，男人还需求不足，社会上单身男女越来越多。在当前条件下，无法生产更漂亮的女人，而男人宁可打光棍也不愿凑合，搞对象失衡了。这不是“总量失衡”，也不是“结构失衡”，这就是“复杂下行性失衡”。

　　应对这种“复杂下行性失衡”，也不能简单地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方法，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思维。这就好比某些疾病，其成因全世界都没有弄清楚，但有病要医治，不治就会病死。这要靠老医生的经验，或者靠成功概率高的土方，也或者要靠碰运气的“试错”办法。总之，在没有理论支持下，有用的方子才是正确的方子。

　　比如，很多人抨击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老实讲，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条件下，如果没有这个及时果断的政策，我国经济早就下滑得不成样子。此次经济下行也还是源于2009年(2009年CPI也曾到过负1.4%)，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谷底，“四万亿”政策效应没有了，下行趋势立刻显现出来。

　　再如，关于房地产市场，在涨缩条件下，政府政策就很矛盾，是抑制还是推动存在两难。为解决老百姓买得起房的问题，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打压房价。货币政策也是两难，一方面流动性过剩严重(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中国已经超两倍了，而且今年我国M2增长率目标仍然14%，远高于GDP增长率)，货币政策效应很差；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贷不到钱，还需要释放流动性。政策运用需要高超的艺术。

　　我们知道，温和的物价上涨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因为有“货币幻觉”作用，大家感觉到收入在涨而感觉不到物价的细微上涨，经济增长有保障，很多社会矛盾能够消化其中。一般发达国家CPI在2%—4%是合理区间，我国是转轨经济，CPI的合理范围3%—5%合适。高于这个范围，极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低于这个范围，则经济很容易会陷入严重衰退之中。当前我国CPI在2.2%，虽然通货紧缩还只是涨缩不是跌缩(通货紧缩有涨缩和跌缩之分，前者是CPI连续下降，后者是CPI转为负数)，但PPI早已是负的，明显偏低了，需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我们认为，尽管物价涨幅收窄或低位可直接降低老百姓生活成本，也能为政策性涨价欠账(比如电、矿产等资源)提供上调空间，但总体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要大，治理起来，前者也要比后者难治得多，或者说根本没治。且不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是二战强行结束的，就说上次(1997年—2003年)我国经济紧缩，结束的原因是萨斯-非典。

　　理论上，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很大调整空间。目前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与国外比都高，存在很大的下调余地。但在货币政策效果减弱前提下，宏观调控更多要依仗财政政策和其他实体性经济政策。而且，在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造成严重产能过剩情况下，实体经济政策更多依仗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法。

　　减税是解决当前困境的最好办法之一。减税，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松绑，创造利润空间，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当前我国的税收严重高企，从1994年新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增长率就一直高于GDP增长率。刚公布的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5.13万亿元，比2010年增20.8%。有专家估计，中国人真实税负是美国的10倍。在收入分配中比重不仅基数大而且增长快的情况下，指望居民收入和消费大幅度提高只能是空中楼阁。

　　另外，政府支出结构也需要朝“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方面调整。比如，目前我国政府收入仅有6%—7%用于社保，而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用于社保的部分，占比甚至达到40%。社保问题解决，老百姓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好政策措施。

　　还有，需要尽快推出缩减居民收入差距政策。根据相关数据，2005年—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大到2.41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大到11.9倍。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能够刺激消费，还可以消弭各种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