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日谈”已经谈过，要实现转型，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GDP的财富转化率和价值含量。我们也不能再走牺牲环境、滥用资源的生态赤字型道路，不应再走竞争条件不平等、基本保障和分配不公平(如城乡、区域、劳资、国企民企等)的低包容性道路，这都很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说，探求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的新发展道路，也是因为在客观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呈下滑趋势。从以往10%左右的增长降到7%、8%，基本是个共识。

　　经济增长可被视为资本贡献、劳动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三者之和。研究表明，资本贡献对中国GDP增长的作用已出现递减。2000年后中国的资本存量与GDP之比一直在上升，也即产出每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存量越来越大，资本劳动比越来越高。随着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避免的下降，资本贡献也必然下降。

　　劳动贡献的作用也在下降。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降低，使人口红利正在衰竭。有研究认为，目前高估了劳动力供给水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水平，中国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0年已达到最高峰，而整个人口的峰值可能不会超过14亿。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半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余来自技术模仿带来的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管理的加强等等。随着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模仿红利”也在收缩。

　　如果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则我们能做的，不是用行政手段扭曲资源配置，生硬和低效地去刺激；而是要追求发展方式的好和优，同时努力改革创新，让下降曲线变得平缓。比如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延续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教育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通过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可以让资源向那些有着更高产出效率的地方和部门转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不要用悲观主义或无所作为的态度对待中国速度的下降，要以科学理性、改革勇气和转型智慧，激发人民新的创造活力，开辟新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