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雳

　　今年高考前后，有媒体报道不光部分高校附属企业的股票出现异动，一些仅是名称中包含“金”、“银”、“升”等应景好字眼的公司甚至也逆市涨停。虽然其背后驱动多来自游资炒作，虽然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不过是则笑谈，细思近二十年来我国高考制度和资本市场走过的路，其实确实颇多相通之处。

　　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与世界既热望沟通融合又颇多区隔阻碍，证券交易所才刚在沪深两地兴奋而忐忑地起步，已实施十余年的高考那时仍被看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渐渐地，A股多起来，B股也出现了，境外的年轻人开始零星地来到国内就读，而大陆学子亦更多地试探着踏上海外求学路，从香港到欧美，其中既有采取直接申请的“H股”、“N股”，也不乏外迁移民后改换国籍的“红筹”。转眼间中国加入了世贸，高校经历了大“扩招”，大学整体上不再被视为稀缺资源，中外教育前所未有地被紧密交织在一起。这几年，在“国际板”尚处雾里看花、似近仍远之际，不少“出口转内销”的孩子们却早已直接跨进内地知名学府，以“外资”身份、特殊招考绕道享受起国民待遇。

　　再细想，资本市场与国民教育的改革值得相互启发借鉴。多层次的市场包括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场外市场以及其他交易机制，不同类型的人才理应有机会找到最适合自己成长的平台(学校)。事实上，在德国、英国等一些地区，孩子们早在中学阶段就开始了“学术型”或“职业型”的重要分流，使其宝贵的精力可以用于最符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发挥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具备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劳动者是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转变的关键力量，因此同场外市场一样，职业化教育在我国亟待突破性的发展。

　　而将高考比作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可谓妥帖，传统上两者都承担着“龙门一跃”的功能。更理性的解读在于，高考和IPO都不是终点而恰恰是新一阶段的起点，高等学府也好，资本市场也罢，实质上代表着进一步成长的更大舞台。另一端，源于学校层面的“退市”压力尚不显著，“严进宽出”至多也只是演化到了“宽进宽出”，相反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已经显现并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如果说历史上的高考和IPO审核都过度注重于对之前表现的考察，当下正在进行的这两块改革都更加体现过程性，瞄准的是对青年人的价值发现和未来潜力判断。遵循这一原则，确实需要对以往或现行的一些高考做法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比如“配额制”下各省区之间名额的严重不均，又如“通道制”引发的“竞赛效应”，令成百上千万的孩子为了高考加分而几乎“全民奥数”，倾注了过度的投入。如此一来，高考本身似乎也难以回避类似证监会郭树清主席之问“IPO不审行不行”，即“高考不考行不行”？

　　审视现实，对于后者目前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很多人都曾带着羡慕的语气谈起美国大学入学时的申请制，但即便在那里对于高中生们的评价取舍也离不开考试和成绩，其中最重要的当属SAT、ACT成绩以及中学成绩。一方面，在奥赛被整顿清理的当下，除了高考，我国还没有类似SAT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考试机制，而各中学自己提供成绩被操纵的风险极大。更重要的是，缺少类似美国的整体环境特别是其事后追究惩戒传统与机制，举例来说，如果出现造假，后果和责任如何落实？相比股市，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可能更甚，面对一个个鲜活具体、可怜可叹的当事孩子，到时候感觉只怕比现在被批判被骂的制度来得更加残酷。所以，尽管国外的实践可以作为愿景甚至目标来努力，必要的前端控制不应被草率放弃，目前的改革仍宜以高考为整体基础进行设计。

　　作为全社会的集体记忆，国人对于高考可谓“爱恨交织”。一方面，30多年来它不断地被奚落、声讨乃至诅咒。另一方面，其也被广泛视为是国内最为(甚至是唯一)公平的选拔，识者如白岩松先生说得够坦诚：“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既然如此，以高考为依托，在对其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技术性改进(如开设多次高考、调整考试科目)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改造录取方式与高考成绩之间的关系，探索差异化的高招管理模式？具体而言，较大比例(60%-80%)招生名额基于高考(“裸考”)，这部分重点考虑“公平”，给没有特长没有背景，既难获得加分又“无爹可拼”的孩子们保留一条寒门苦读、出人头地的通道。剩余名额则可授权各高校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考虑其他因素，自主探索多种形式，选拔符合各自学校特色和培养理念的学生，去摸索实现“质量、个性与多元化”有机结合的目标。

　　搞改革就需要有试点。这方面可能令决策者更为头痛，因为目前最急切试点的恰恰是国家优先发展、重点建设的那些高校，而无疑围绕它们的影响和争议也最大。但是形势比人强，现实就是：其一目前的高校竞争已更多地集中于名校间竞争，其二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将越来越多地与境外大学短兵相接，在全球化环境中吸引人才必须依靠制度创新。与此同时，知名大学搞改革也会有优势。社会关注度高，意味着更强的外部监督，对透明度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在国际层面长期竞争，它们对于声誉的爱护和投入也更多。上述学校已经开展的“校长实名推荐”其实很像IPO中的“保荐制”，名目不同的励志计划着眼于农村和边远地区，暗合了资本市场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导向。在发挥其能动性的同时提高保荐质量、强化保荐责任、弘扬诚信精神，亦是两个领域可以彼此参考借鉴的关键环节。

　　对于中国股市的批判，从来不逊于高考。“指标驱使造假”、“上市公司千人一面”如同“以培训替代教育”、“学生沦为考试机器”……想来令人心痛。两者也经常面临类似的尴尬，像好公司投奔海外，好学生放弃高考。“清北”失去吸引力，应该怪罪的到底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更大的环境？其实，这些都是全球化条件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好在大家已经开始有所认识，高等教育的功能不仅是选拔，更在于培养。好在大家始终不曾放弃努力，各种尝试都蕴含着对青少年的关切。全面发展、适当减负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压力毕竟不可能完全消除，后者的纾解有赖于更多的机会、资源投入、包容和多元价值观。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