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并形成了若干共识，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等。

　　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已浮出水面，这就是社会的风险问题。很多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环境事故、质量事件、治安案件的发生，让“安全”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在某地某时不断被动摇，并伤及人心这一最重要的社会资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在他看来，贫困是等级制的，而化学烟雾是平等的，现代风险的扩散就像化学烟雾，“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饿”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而“我害怕”的不安情绪则在上升之中。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传染病、放射性核压力、地缘冲突、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也有“网络大爆炸”背景下信息传播和情绪扩散瞬时化的问题，还有不少内生性原因，如流动性社会管理，贫富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机会不平等和国民待遇不公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低效，信仰与信任缺失，等等。

　　也许还不能断定我们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社会风险的加大和社会建设的迫切性无疑都是确定的。不断变化的中国需要一组“锚”——能够最大化我们的共同愿景与基本底线的精神之锚，能够真正得到落实的法治之锚，服务方式和公信力不断提高的政府之锚，有效率负责任的社会管理之锚，确保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生活的民生之锚。

　　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社会和市场之间的持续互动，单靠谁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风险社会》中有个概念叫“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要化解社会风险，需要的是各个组织与群体都能秉持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