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农村人口占70%到城市人口占70%花了两百多年，美国的城市化也是从1820年到1958年才实现，他们主要是靠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当时农民很悲惨，也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

　　不过，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日前在莫干山会议上就直言，中国不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要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民。所以，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历程，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外压力，它仿佛是在一部时空高压锅里进行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既经历了中国城市化的起步、发展与飞速前进，也体验过它的徘徊、停滞甚至倒退。这六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所历经的一切，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紧密相连。

　　在前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政策支持下的工业发展给它提供了起步的可能和继续前进的基础，一些配套政策的不足又使得它的发展受到阻碍而裹足不前。

　　而改革开放至今的后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发生巨大变化和进入实质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使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加速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中的幢幢高楼和市郊的大片厂房拔地而起，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要求使得城市用地不断扩张……

　　但与此同时，阻碍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最突出的如城乡二元结构等，这些因素，造成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并没有在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中享受到真正的福利。

　　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专家呼吁：中国的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都亟待改革和创新。

　　前三十年：徘徊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间，共新建城市6座，大规模扩建的城市20座，一般扩建的城市74座。到1957年末，我国的城市发展到177个，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15.4%。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内地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加快，农村人口也逐步开始向城市迁移。

　　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城市中一枝独秀的地位逐步确立，城市的工业中心、生产中心的作用日益突出。

　　为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促进工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1950年颁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是，与之配套的城镇国有土地单一行政划拨制度，为城市建设提供高效率的同时，也给改革开放后的外资流入带来了不少阻碍，也为困扰中国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埋下了伏笔。

　　1958年1月，以《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条例》中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事实上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当然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但它对之后的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不止于此。

　　不过，此后“人民公社”的建立，“先生产后生活”方针的提出以及十年“文革”，造成了国内农轻工重比例的失调和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加之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回流，城市化进程出现了波折乃至于停滞。

　　改革开放：久旱逢甘霖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一声惊雷，其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就像春雨。春雨滋润万物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此时开始腾飞。改革开放开始，中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城市化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农村改革。农村的经济体制与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贸易的繁荣，以及小城镇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阻碍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农民公社制度被取消，乡、民族乡政府作为政权基层单位的制度被重新确立。

　　户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的流动。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了每年万分之二的“农转非”内部指标。

　　1984年~1986年国内开始实施“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1986年和1992年，小城镇建制标准又被两次修订。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这一建议由于十分符合当时的城乡分隔户籍体制受到政府认同，以上一系列促进中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便是对此的印证。

　　由于政策的推动，数千个小城镇在这一时期涌现，数以千万计的乡镇企业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及全国各地。其产值、出口创汇值及其所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度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与此相应，一大批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进入乡镇企业变成了产业工人。

　　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城市也毫不落后。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增辟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对外开放使得沿海城市获得了大发展，“深圳速度”和“广东奇迹”就是最好的印证。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下，内地大批人才纷纷跳槽或“下海”寻求更大的自身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内地农民也成群结队“背井离乡”，前往东南沿海城市“淘金”。

　　新时期：成绩斐然与问题浮现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这一决定使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在法律和政策上得到强力保障。

　　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

　　同时，政府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制定多项政策，推进小城镇的发展。

　　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这一政策标志着城乡分隔制度已在小城镇废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并且最终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

　　城乡差距扩大缘于城市发展对农村的挤压。一方面，由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失调，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安置，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农村资源被“剪刀差”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农村发展十分缓慢。

　　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大城市。1994年前后，中国“民工大潮”开始汹涌澎湃，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队伍，在全国则已有上亿人口构成的流动人口大军。

　　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组织(EIU)发展经济学家Jon Copestake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言，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大都市的做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但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确实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进入“十五”时期以来至今，大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场大、效率高、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显著的优势日益突出，城市规模结构的升级进程明显加快，大城市所吸纳的城市人口数量也急剧上升，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攀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位地方官员日前谈到中国城市化率时就说：“中国超50%城市化率的计算中包括了1.5亿的进城农民工，虽然他们进城了，但他们仍顶着一个农民的帽子。他们在城里没有户籍，没有住房，没有保障，他是城市的过客，这是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谈到“半城市化”人口向城市化人口转变的阻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谈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歧：“熟悉中国的都知道，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障有显著的差异。农民收入本身就比较低，这样的一种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可能是一种典型的不利于弱者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

　　虽然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不过Jon Copestake比较了全世界上百座大城市后，也看到了许多的“城市病”，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高犯罪率等现在挥之不去的一些问题。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其实也有“过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他说迟早有一天，追求的应该是城乡的融合、发展与宜居的协调。

　　“只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中国最大的不公平应该说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不公平，但是要消除这个还要靠我们相当大的努力。”成思危认为，关于中国的城市化率，有人说是48%，有人说是46%，每年一个百分点的话还要二十多年，这后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