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秋天达到戏剧性高潮的时候，很多人都预言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将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地震”：金融驱动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肆无忌惮扩张的“贪婪”时代终于落幕。很多人相信，失灵的不仅是金融系统，也不仅是监管制度，还是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失败。

　　四年过去了，当时的预言是否实现？经济政策和理论又是否发生了剧变？

　　好消息是，我们并没有陷入1929~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全球经济复苏痛苦而缓慢，新的危机此起彼伏，但灾难性的预言并未兑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如今更好的政策反应。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却很复杂。在这场资本主义危机中，左翼党派们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占据上风，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希腊。这似乎在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视为翻天覆地的危机，可能并不会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真正的“范式转变”。

　　为了应对危机，难道我们只需在复苏时管理宏观经济挑战，同时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来预防下一场危机就能万无一失了吗？2008年的危机难道不应该引发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假设和理论的重估？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在其著作《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中给出了他的答案：“危机应该促使我们挑战根本假设，提出超越危机影响本身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导致金融系统危机的理论与政策错误折射出的是一系列更广泛的关于经济目标与手段的简单化观念，而这些观念在2008年之前的几十年前就主导着政策思维：最大化经济增速是明确目标，而市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现手段。如果未来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系统，同时解决更本质的问题——富裕国家如何在福利方面取得进步或至少不后退，我们就必须超越这些观念。”

　　此时此刻，就有必要来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所有经济活动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

　　根据传统观点，成功的政策目标是在可衡量的繁荣(人均GDP)上取得快速增长。主要的实现手段是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通过低收入税和资本利得税等激励机制释放企业家能力，并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扩大市场。尤其是建立更自由、更完整的金融市场，通过更有效配置资本来驱动经济增长。

　　进一步的观点因此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既是自由市场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其运行的必需品，而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有助于实现高速增长。

　　作为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一位监管者和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特纳向上述“流行观念”提出了挑战：首先，他在书中用实证研究表明，富裕的发达国家将长期经济增速作为主导政策目标并不一定会提高人们的福祉、幸福或效用——而这恰恰是人类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

　　其次，这背后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不平等很可能会对人们的幸福程度造成很大影响，不平等导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能解决的。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也并非实现更快增长的通用手段。尽管自由市场在一些经济活动领域能够奏效，在其他领域(尤其是金融体系)，市场失灵的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无法通过简单的市场自由化和增加透明度来解决。

　　在特纳看来，除了强劲的数学运用，经济学必须要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科紧密连接——一个哲学的、实证的、历史的、道德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发挥根本作用。

　　通过上述论证，特纳对过去三十年的世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奠定反思与重建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