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

　　中国要对粮食自给率下降做好准备

　　中国有13亿多人口，再加上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家，因此粮食问题在中国往往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部门对粮食生产和粮食自给率看得很重，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如果吃饭出了问题，那是天大的问

　　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大饥荒时代因饥饿而大量死亡，人祸天灾下，吃饭问题得不到保证后果将无比严重。

　　国家统计局12月1日透露，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比上年增产1836万吨，增长3.2%。至此，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了连续9年丰收。而2008年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时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4000万吨以上，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提前9年就已达到。但在耕地面积减少的现实情况下，快速增产也意味着中国未来实现粮食增长的潜力在减小，难度在加大。

　　与此同时，中国进口粮食的规模在迅速增大。据陈锡文透露，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口粮食达到6088万吨，其中进口大豆4855万吨，全年进口大豆肯定要超过5500万吨，这意味着全世界出口的大豆有一半以上要运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在三大谷物小麦、大米和玉米上都成为净进口的国家。按前10个月的平均进口水平，中国2012年的粮食进口总量可能达到7200万吨，这已相当于中国今年粮食产量的12.2%，占当年中国获得粮食总量的比例也高达10.9%。

　　当然，中国进口粮食的目的之一是维持粮食储备。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2011年3月曾透露，中国的粮食库存已达到了年消费量的40%，其中小麦的库存就达2000亿斤。与国际通行的粮食库存量达到该国年消费量的17%－18%相比，中国的粮食库存是比较充裕的。但中国的粮食消费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据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估算，中国2012年的粮食消费量可能达到58500万吨。有数据显示，全球粮食市场一年的交易量大约23600万吨，由此可见，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进口量已占全球粮食交易的30%！未来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变化，必将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目前形势显示中国未来在粮食问题上将遇到一些重要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在粮食战略和农业政策上都要适应这种变化，做到提前考虑和布局。

　　首先，中国的耕地事实上已经突破了18亿亩的红线，粮食完全自给已经难以维持。今后中国还面临着很大的城镇化任务，耕地有所减少也是必然的，加大粮食进口将成为必然，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进口国。

　　其次，既然进口粮食不可避免，中国必须密切关注海外市场的趋势和变化。中国未来需要积极加大对海外的农业投资，包括扩大海外买地或租地种田、入股国外农业公司和农产品贸易公司等，在粮食生产和贸易领域增加影响力和控制力。

　　第三，中国需要调高粮价，并吸引国内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农业领域。中国的农业产业亟需升级，如果粮价提升使得农业更加有利可图，将会吸引各路资本进入中国的农业，并推动农业的产业升级。

　　第四，中国需要围绕粮食问题来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国的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弱势产业地位，中国的政策更是长期刻意地保持工农业的“剪刀差”，以牺牲农业来支持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未来这种政策格局将可能出现较大改变，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可能向农业而做较大的调整。

　　取消对企业的一切财政倾斜政策

　　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主要应当推行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体制，从人为扩大不平衡转向让经济回归自然的平衡。政府要与企业之间全面地拉开距离，政府应当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地予以对待。发展的速度、质量以及社会公正是个“三合一”的过程，应当谋求在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一次性地实现所有这些目标。要用平等来促进效率，用效率来维护平等。

　　为此，笔者认为，一条比较紧迫而可行的举措，就是取消针对企业的一切财政倾斜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方面和开支方面。这应当作为一条一般性和主导性的原则。即使要有某些例外，也应通过立法机构制订明确的法律条文。行政部门不得拥有随意提供税收优惠、随意征税和任意提供财政补贴的权限。

　　国家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2007年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由于当时经济运行高涨，这条措施并未造成明显的冲击，可以说实现了平稳过渡。然而，税收端虽然管住了，优惠措施却又在开支端复活了。近年来，财政奖励和补贴可以说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优惠不仅针对外资企业，而且也针对内资企业。过去的税收优惠是公开的，如今的奖励和补贴却是隐蔽的、任意的、五花八门的，甚至一事一议。这样一来，财政政策的公平性总的来说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很可疑的。笔者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何必要修改企业所得税法呢？修法的目的难道不就是提高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吗？国家为什么要允许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发生？招商引资要靠改善政府服务；如果大家拼的是财政补贴，哪个不会？在西方国家，违背行政命令是犯罪行为，要遭受立即的逮捕；而在我国，中央政府似乎刹不住这个风气，或者采取漠视和默认的态度？笔者不知究竟。年底将至，不知今年能不能刹住公然突击花钱的行为？国家的民主改革刚刚起步，希望一些人不要错误地理解民主，误以为在行政领域中听凭各地各部门任意行事也是搞民主。这将会玷污民主的声誉。

　　不平等的财政政策人为制造了经济的动荡，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能源领域。光伏业如今所遭受的剧痛是何其典型啊！行业起步时各地政府从土地、财政、融资、能源、出口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无所不用其极，致使全国产能急剧扩张，最终发生了全行业断崖式的跌落。由于价格过度下跌，如今却招致了外国政府的反倾销指控。耗我们的电，节人家的能，人家却不领情，这是何苦来呢？经过这些教训，一些企业人士已经清醒了，他们说：下一次政府鼓励我们时，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而各地政府仍然不念教训，新一轮的扶持、“禁入”现在又开始了。这轮扶持的主要动机是企图掩盖前期政策的错误。

　　最后，笔者要再表述一个观点，这就是本人主张废除一切关于对高科技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的法律条款；高科技产业要与传统产业享受同等的待遇。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似乎很少有人不同意，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对高技术的崇拜是工程师治国的一种必然结果。在经济活动中，经济效益是评价技术高低的唯一标准，而只有在企业之间展开平等竞争，真正的高技术才能脱颖而出。高技术企业一般具有很强的赢利能力，对于传统产业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它本身不需要优惠。面对高技术企业的竞争，技术陈旧的企业只能一边通过挖掘旧设备的残值来谋求生存，一边寻求转型，国家就不要再往伤口上撒盐了。当那些穿西装、打领带、说外语的野心勃勃的“高级人才”无情地摧毁传统企业和社区、并在“成功”中得意洋洋的时候，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安心地享受政府优惠的？难道羞耻心和同情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也已经被高技术“淘汰”掉了吗？

　　中国证券报：

　　政策利好提振信心 A股价值渐受认可

　　周三市场的大涨主要源于政策层面利好的提振，周期板块的强势启动也佐证了政策对市场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分析指出，A股估值近期呈现在底部企稳的特征，加之此前强势股补跌的顺利实现，市场熊尾特征明显，A股投资价值正在增加。

　　市场对国内经济四季度企稳基本达成一致预期，因此基本面对A股的压制作用基本解除，近期A股走弱的主要因素更多源于投资者信心的严重匮乏，因此昨日直接点燃市场做多热情的无疑是来自政策层面的利好信息。

　　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3年经济工作，主要传递出明年经济政策的六大信号：一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扩大内需消费投资双管齐下；三是支持企业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四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五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六是稳步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其中重点指出要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有分析指出，投资方面强调“稳定增长”表明投资将不会出现回落，在扩大消费与促进投资之间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而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其产业链条仍值得期待，这也是昨日周期板块集体发力的重要原因。而决策层求真务实的一系列举措和决议更是对投资者信心产生了极大的提振作用，这对A股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提升大有裨益。

　　除了来自政策层面的直接推动作用，近日外资投行对2013年A股表现相对乐观的判断或也表明A股投资价值正在显现。高盛研究团队4日在香港发布2013年亚洲宏观经济和股市展望报告，对于明年亚洲地区的经济前景，高盛十分乐观，预计明年亚洲地区经济将迎来全面复苏，经济增速达到6.9%，其中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1%。考虑到目前股市估值触底以及明年的企业盈利反弹，高盛预计明年亚洲地区股市将迎来强劲反弹。高盛尤其看好A股，预计A股明年反弹空间将超过今年已经率先反弹的H股,沪深300指数明年有望上涨26%。

　　与高盛的观点类似，瑞银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李也认为，2013年A股将结束长达3年的熊市。瑞银预计A股市场2013年回报率将达到20%左右，预计企业盈利将增长9%、动态市盈率将反弹至9-10倍。陈李认为A股的熊市行将结束。首先，估值已企稳，这通常是熊市结束的信号；其次，动态市盈率已触及8.5倍的新低，风险溢价已触顶，达到7.6%；再次，经济温和复苏推动企业盈利实现正增长；最后，资本市场改革将提供支持。

　　陶冬：明年中国经济将L型复苏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5日在岭南企业家论坛上表示，明年中国经济将呈“L”型复苏，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

　　他表示，尽管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已明显下降，但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反弹。“L”型走势意味着经济将进入缓慢增长时代，民营企业将面临现金流难题，企业间互相担保的风险也会上升。

　　随着中国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贸易等方面增长潜力逐渐消退，由中国需求带动的全球商品牛市行将结束。“但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走，中国经济仍可以依靠内需拉动。”他预计，中国经济今后的潜在增长率将在7%左右。

　　上海证券报：

　　海外并购的环境更严酷了

　　今年也是迄今中国企业最大单笔海外并购交易项目中海油收购加拿大油气公司尼克森全部股权，到了“临门一脚”再添变数。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遭遇政治和政策风险的无奈早已司空见惯。除了制度差异之外，还因为以国有企业为收购主体并整体吃进的做法，使并购国政府形成了中国企业代表中国政府形象并可能威胁本国经济安全的思维定式。据《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对中资企业过去5年超过5000万美元的海外交易所作分析，81%的境外并购交易由国有实体完成，全额股权收购的占62%。因此，未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将面临十分严苛的程序审批或政策刁难，甚至不排除遭遇当地公共情绪的抵御与反抗。

　　在政治风险如影随形的同时，中国企业本身潜藏的财务风险也若隐若现。国际经验显示，60%的海外并购都曾以失败告终，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还不到25%。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并购之后企业文化整合的复杂和艰难。据《经济学人》对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82%的高管认为缺乏境外投资并购整合的管理经验，而安永的最新调查结果也显示, 41%的中国企业表示整合执行不力，是交易结果与预期不符的最主要问题。

　　面对着前行路上变化莫测的风险以及新的变局，中国企业必须调整与转换并购策略。作为并购战略再造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将民企打造成海外并购的主体，进而编织成国有与民营互相助力的出海阵容。民企没有政府背景的嫌疑，一定程度上可消除被并购国企业与政府的抗拒感，其并购过程中面临的管制成本要校因此，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选择由民企打头阵，国有企业背后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的方式。这就要求国企与民企消除所有制观念的隔阂，正确处理并购后股权与公司治理权力分配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从审批程序、税收减免等方面消除民营企业“出海”的政策风险。

　　作为投资方式的技巧性安排，应尽可能少用单方面的投资形式而转为以合资的投资形式为主，以构造出国内资本与境外资本相融合的战略联盟。淡化收购的纯商业化和功利化是中国企业必修的功课。为了规避并购企业的整合风险，中国企业改造与整合并购企业需要将投资方企业文化输入其中，以形成对企业价值的认同，但这种文化的输入应在管理团队尽可能实现本土化并推行事业部等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尽可能地减少摩擦成本，而且可以利用和激发当地管理者的管理特长，构造出与本土实际相契合的管理机制。

　　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应学会运用购买并购保险工具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在国际市场上基本都是通过购买购并交易保证赔偿保险的方式转移并购风险的。通过购买与并购项目相关的保险资产，相关保险公司会为交易者提供财务追索权利，设计交易结构，形成有效的价格谈判工具，并有效地规避如税务、财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风险。

　　温州楼价暴跌：典型性中的普遍性

　　近年来以组团炒房搅动全国楼市神经的温州，如今楼价开始领跌了。据报，目前温州房价与2009年、2010年时房价的最高位相比，平均每平方米下跌2万元，下降了约30%或40%不等。与此相伴，温州地价大幅下降，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城市地价监测数据，今年三季度，温州住宅地价同比下降18.03%。

　　今年以来我国楼市运行变幻莫测，“旺季不旺，淡季不淡”。传统的“金九银十”未能如期带来楼市成交量扩大，虽然11月楼市成交在迅速回暖，以万科、保利和招商地产为代表的标杆龙头房企已提前完成全年销售目标，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有35个，似乎房价上涨预期再次形成，但未来楼市运行充满了不确定性。预估未来，或许可从温州房价暴跌之中得到些许启迪。

　　从温州与全国房地产形势的背离走势看，或许温州房价下跌，只是个案。不过，笔者以为，从宏观背景考察，温州房价的暴跌，是伴随着温州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以及去虚拟化过程中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房价暴跌，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使其具备了普遍性特征，或许对预测未来全国房价的走势有一定启示意义。

　　三季度，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7%，低于全省平均大约2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有低端制造业之都称号的温州传统支柱制造业冲击极大，订单锐减、资金周转困难、企业经营效益下降。面对疲弱的市场需求，以“低、孝散”为主的温州商贸企业较易陷入经营困境，今年上半年温州市工业增加值仅增长3.1%。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主要是因为温州低端制造业未能及时升级改造，新的制造业增长点始终难以形成。打火机、皮鞋、服装和低压电器这些低端制造业科技含量低、样式容易模仿、产能扩张快、同业竞争致毛利率极低。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产品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并且越来越受到东南亚地区、巴基斯坦等国企业的强有力挑战。尽管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意识到温州制造业转型的必要性，但缺乏外部强力冲击、存在企业守成观念，特别是温州本地工业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创新氛围淡薄，科技投资风险较大但缺少激励与引导，新兴战略性产业生存发展空间狭小，贻误了制造业转型的有利时机。

　　实体经济去虚拟化也是温州房价暴跌的重要诱发因素。多年来，温州民间资本规模庞大，热衷资金逐利游戏。而在资金逐利游戏中，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是支撑民间融资发展和资金逐利游戏的空中楼阁。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温州房价上涨动力强劲，房价之高媲美京沪。同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暴利，也大量吸引生产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增长动力更加不足。

　　房地产市场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基础，是前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大肆投机房地产，只会吹大房地产泡沫，最终促使房地产泡沫破灭。从各国情况看，大凡房地产市场发展超前实体经济，都要承受房价大幅下跌的苦果。西班牙、日本如是，中国也不太可能例外。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承接发达国家外移产能，迅速成为制造业大国。在此过程中，制造业利润率下降，国际竞争力不足，发展后劲严重不足。但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个危险的跳跃，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也需要大量资本投资，且成功前景难以确定。而我国城镇化释放的房地产发展空间巨大，吸引了制造业资本和民间闲置资本的大量进入，造就了我国房价连年上涨的记录。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已明显超越实体经济，不仅蕴涵了较大的房地产泡沫风险，而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阻力。高房价意味着更高的投资成本，更多的消费需求被挤占，经济向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尤为困难重重。

　　房价过快上涨反映了金融虚拟化的特征。温州房价暴涨暴跌的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房地产的金融虚拟化特征，体现出金钱“接鼓传花”的特点，没有创造出任何真实的价值。以限购和限贷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有效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减少了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限购政策效应已开始衰减，限购对有实力购买者缺乏约束，房地产调控政策应加大对差异性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运用，大幅提高投资和投机的成本。这可能是确保房地产市场长治久安的重要之道。

　　房价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终要回归。市场经济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都会促使房价回归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价位。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企业主资金周转困难，都增加房价下跌动力。在“买涨不买跌”心理作用下，市场需求也急剧萎缩。所以，脱离实体经济，空谈楼市供求，只会扰乱楼市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