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评论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场名为“中国式智库的现在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编译局1号楼6层多功能厅召开。
包括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在内的国内外智库的负责人汇聚一堂，探讨中国式智库的发展。
有与会者表示，中国目前各种类型的智库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等问题，亟待改善。
改革需要高素质智库支持
研讨会上，与会多位专家、官员都提到了新近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该机构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被媒体冠之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也呼应了国家层面对于高质量智库的需求。”中编办综合司司长李章泽表示。
所谓智库，是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机构，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在俞可平看来，“智库正在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改革发展到了关键的转折点，面临诸多内外挑战，这都需要智库为政府出谋划策，透过政府官员的理念为重大问题提供理性的支持方案。
“中国改革发展，需要高素质的智库支持。”李章泽称。
而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中国改革另一个现实因素，也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改革的操作层面来看，一直缺乏一个对改革进行整体设计的机构。
比如，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就把经济方面相关的部门统在一起，临时成立一个机构，进行改革设计。“参与决策的部门并不是站在公共决策的立场，而是站在本部门利益的立场，代表着既得利益。”王长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谁参与设计改革，谁就要从改革的成果中分一杯羹。这种决策机制不利于改革健康发展。”
而需求端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智库近期的发展呈“迅猛”状态。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有各类智库2000个左右，相当一部分智库正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外脑”。
但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智库存在“量高质低”的弊端。
“智库的定位还不够明确，一些智库大而无当、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等。”俞可平表示。
李章泽则认为，目前国内智库的个体影响力大于整体，智库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些学者个人实现，整体上缺乏品牌，特别是“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智库”。
“一个智库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其提出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智库。”俞可平称，“思想和观点是智库的第一要素。”
高校智库“缺点是空”
“中国智库目前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所提的政策建议，缺点是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称。
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相关智库机构，由于受制于现存学科体制的关系，以及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其研究成功可操作性不强。“多数大学智库，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常与智库学者打交道的李章泽坦言。
这些智库所提供的产品，往往缺乏战略性，提出来的一些政策建议与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时间一长，相关部门就对于这类智库缺乏信心了”。
对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也深有感触。他所在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近期正在筹建一个智库性的机构。作为参与筹办者，郁建兴认为大学内部的智库机构的建设要“扬长避短”。
他为浙江大学即将成立的智库机构定下了三个“主攻”方向：一个是长波段的政策评估，比如对于医改、教改这样长时间的改革，进行评估;一个是前瞻性的地方发展战略研究;此外，还有政策的仿真试验。
“政府下面的政策咨询机构能作的，我们就不做;人家不做的或者做不好的，我们要多投入精力来做。”郁建兴表示。
但是，有与会日本学者表示，日本的智库其实更多存在于大学之内。
“当前日本国内的智库基本上是全部失败了，无论是企业系统内部的，还是政府系统内部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毛里和子表示。
据毛里和子介绍，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出现停滞，很多存在于企业系统下的智库的生存遭遇了很大的困境，曾经名噪一时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现在还有不到20名的研究人员。“这个著名的研究所，过去鼎盛时，曾有200多名研究人员，研究实力非常强。”毛里和子称。
目前，日本的智库骨干力量逐渐集中在大学。在日本的大学中，教授在教学、研究的同时还兼顾政府交给的政策研究工作。
她给中国的智库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建议中国智库应承担起三重的功能：首先是政策研究，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等层面;其次是基础性、学术性的研究，这个是开展政策研究的基础;第三，要坚持资料、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
“中国的智库的领导者，应该尝试在这三重任务之间寻找平衡。”毛里和子称。
(本报记者王世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