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评论 谈判成功取决于三个条件
哥本哈根谈判将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它不仅要对2012-2020年的中间减排目标作出安排，而且要就完成上述目标作出制度创新。由于气候变化速度在加快，哥本哈根会议被认为是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大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然，对于成功和失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能达成一个类似《京都议定书》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同时这个协议具备几种特征，那么谈判就算成功。这些特征包括：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大推进；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化；不同国家都能接受该协议的安排并有足够动力去实施。简明地说，就是“减排目标有效，技术经济可行，政治公平”。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制约谈判进程
以现状来看，哥本哈根谈判能否形成一个成功的协议呢？
首先分析一下减排目标的有效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认为，如果人类在2050年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升温不超过2℃，那么，全球排放必须在2030年之前达到顶峰、然后下降；到2020年，发达国家必须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也要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然而，根据目前发达国家公布的减排数额，除欧盟倡议发达国家减排30%、日本愿意减排25%之外，其他发达国家提出的指标都显著低于期望值，美国仅愿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亦即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认为，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到2020年减排额度将低于20%，承诺减排额度的不足，将为哥本哈根谈判埋下隐患，但这并不妨碍哥本哈根形成减排额度不足的法律约束性协议。
其次分析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发达国家为何在承诺减排上政治意愿不足？就是考虑到气候已经对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渗透，以目前技术水平看，任何减排都得付出经济成本，虽然局部地区和某些行业出现了通过减排而盈利的情况，但宏观经济层面减排的经济合理性尚未出现。数据甚至表明，大规模减排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边际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和减排能力不一致，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资金和发达国家愿意提供的资金之间尚存在巨大缺口。发达国家主张通过市场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主张发达国家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如何实现，将是哥本哈根谈判的重要内容。
再来分析政治公平性。国际气候机制实质上是在国家主权基础上，重新分配全球治理责任、未来发展权益并进而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权势转移的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谈判取得进展和成功的基础。发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应当实行碳预算约束；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下推行低碳发展，努力控制温室气体增长。“巴厘路线图”以来的谈判历程表明，发达国家仍不愿从心底接受这一规范。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在北京会谈形成的共识说明，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哥本哈根的南北谈判划定“红线”，不会接受此前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一再提出的要求。美国由于受国内政治牵制以及其他广泛的政治文化原因，仍然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要承担强制性义务。欧盟则由于自身的低碳创新优势，愿意积极作出表率推动谈判，以保持自身在国际气候机制上的主导权。这些情况说明，气候谈判的三股主要力量存在重大政治分歧。
达成政治性框架协议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分歧，是否说明哥本哈根谈判就没有令人期待之处呢？有人认为不然。107国首脑出席，就说明全球至少已达成以下共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确实存在因果联系，世界需要集体行动推进减排，围绕2012-2020年的中期减排安排达成新的协议很有必要。还有人认为，世界人民的期待和强大的舆论使得哪国政府都承担不起谈判失败的责任，因此，协议有可能到最后一刻达成，即使谈判延期，协议也可能最终达成。这些想法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们还是要充分意识到谈判的艰难。毕竟，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低碳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高要求；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援助，同时又试图以碳关税逼迫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碳减排；发达国家因减排成本的考量不愿意做出过多承诺，同时又试图通过气候变化援助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借助“中美联合声明”、“中国的减排承诺”、中欧首脑会晤和“基础四国”会议，中国坚定表达了对哥本哈根谈判的支持，在不放弃发展权益和未来环境容量的前提下，中国愿意尽义务为全球减排做出积极贡献。即便如此，要说服发达国家相信发展中国家已经竭尽所能在控制温室气体增长，依然是个艰难的过程。我们预期，哥本哈根谈判要达成义务明确的法律约束性协议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起码也是极其困难的，至少时机上还不充分，因此，哥本哈根谈判只能达成政治性框架协议的可能性极大。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