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海关总署1月10与德国统计局1月4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16%，在总量上一举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在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同时面临全面收缩的2009年，中国出口夺冠或多或少有点“被第一”的感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下降速度低于其它传统出口强国，例如，2009年德国出口营业额比2008年下降了18%.

　　尽管中国在出口总量上有些许优势，但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产业链中则完全不具备“第一优势”。

　　首先，在出口产业、产品与企业本土化结构方面。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理论或许能够解释中国制造的抵抗力。所谓吉芬商品是指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为其他更高价格，但是效用更大商品所取代，然而在危机时期却因其价格低廉为更多消费者所青睐的商品。如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原本廉价需求很低的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需求量反而增加了。

　　中国出口以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以及中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为主，实质上主要向西方供给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初级工业机电制成品。发达国家普通消费者购买奢侈消费品的能力下降，中国制造的低价优质商品成为首选。因此，在欧美日出口大幅下降时，对中国产品需求下滑幅度却小得多。此外，出口退税率这种带有补贴性质的作法也是原因之一。

　　与德国等出口强国不同的是，中国出口的机电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大多属于加工贸易，而且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所生产。与强调产品技术、品牌、售后服务等附加产值的国外企业相比，即便是中国本土最优秀的出口企业也有巨大的发展差距。

　　其次，在出口贸易国际产业链分工领域。中国制造更趋近于初始原材料供应国与最终消费产品生产国之间，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受着两端利润的挤压。

　　虽然中国在经济缓步复苏的2009年取得了出口贸易量第一大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是建立在进口领域上游原材料涨价不断、出口领域与下游发达国家贸易摩擦频繁的震荡基础之上的。

　　中国出口的复苏，刺激上游原材料供应国争相跳价毁约。不久前澳洲撕毁与中国天然气合同、原本依仗中国钢铁行业支持的澳洲某铁矿石企业公然与中国钢铁企业解约。

　　此外，中国一方面承接他国产业转移，造成环境破坏，反而还要面临他国所谓的“碳关税”威胁。

　　面对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处境，中国必须通过重塑出口贸易结构，提升贸易产业档次，来提升在分工产业链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经贸劣势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