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樊纲表示，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短期政策，就是应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以此熨平经济波动。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化”倾向也是多年来中国经济调控的基本表现，即围绕GDP增长目标(一般描述为“保8”)，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做出调整，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樊纲的观点非常主流，表现为“政策经济学家”的特征，即与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从而难以让人判断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转型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化”具有麻醉性，因为其隐含的逻辑是将保增长放在首位，让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为这一目标服务。

　　须知，中国高速发展模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已由一辆奔驰的列车变成了如《克雷洛夫寓言》里的故事一样，天鹅、梭鱼和大虾向不同方向拉车，若要继续高速前进，需解决各种矛盾性的力量。而所谓保增长的短期政策，就如喂饱其中的一只天鹅强力拉车，而不顾及与梭鱼和大虾的协调。事实上，这种罔顾结构性矛盾而刺激增长的做法，最终让梭鱼和大虾有更多时间壮大力量。

　　在将宏观政策视为熨平增长波动的短期工具的时候，也就是鼓励继续使用传统发展模式中的行政调控手段，沿着单一的方向不断惯性行驶。从长远看，这种干预将进一步加深制度逻辑中的矛盾，并令经济的增长更加依靠政策工具，最终，无孔不入的政策工具将面临一个结构坍塌的市场而失去任何效力。转型期的经济注定是不稳定的状态，围绕经济增长频繁使用短期化政策将占用任何可能用于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资源。

　　在内外失衡的环境下，政府试图在保持增长、经济转型与通货膨胀之间维持平衡，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必须依靠信贷推动的增长必然产生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樊纲认为，如果中国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能够迅速地成功恢复经济，避免经济大萧条，“(即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显然，在樊纲眼里可以不惜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确保经济增长。而且作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屡屡提示公众不能被CPI所迷惑，因为全球产能过剩且食品价格稳定。

　　但是，樊纲的逻辑有着很明显的内在矛盾。比如，他认为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将成为对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而且中国楼市与迪拜泡沫不可同日而语;几乎与此同时，他又表示资产泡沫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隐忧和威胁。这种矛盾体现了他坚定追求增长的信念与对政策结果的担忧，与其说他是经济学家，不如说他像是一名政府官员。

　　更令人疑惑的是，樊纲新年以来在不同场合表示，在2008年9月中国上一轮繁荣期结束至今的两年调整之后，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新一轮30年的繁荣期，中国的政策应转向如何管理“繁荣”。由此可见，在樊纲的世界，过去两年所遭遇的危机后实施的刺激性政策，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和地方债务隐忧，也没有加深结构失衡，而是完成了转型性的调整，并开启下一轮繁荣周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樊纲的经济学里，中国有万能的政策工具与不熄的增长，是一个没有矛盾只有波动的神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