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评论 危机赋予经济结构调整新的内涵和要求
客观地讲，近年来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始终给予了关注，并且也曾多次将其列入了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而此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更像是一面放大镜和过滤镜，将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一些原本被掩盖或忽略的矛盾，在危机的冲击下骤然激化和释放。同时，危机的洗礼也昭示世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并不太难，真正的难题是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这正是决胜“后危机时期”的根本，唯此才能抢占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并赋予了经济结构调整比以往更新的内涵和要求。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是全面系统的谋划和布局，而不是权宜之计。当前，我国在经济回升向好速度不断加快、势头不断增强的同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尚未形成，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国经济稳步快速回升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更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的滞后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都更加凸显。因此，经济结构调整是包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消费结构等多层面、多层次的，目标是要实现全方位的优化调整和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是扬弃而不是抛弃。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对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自我提升，要保留以往发展方式中合理的方面。比如，由于我国劳动力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在扭转生产要素高投入和资源能源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上，予以重点扶持，而不能“一汰了之”。
最后，经济结构调整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相对于自身实际和发展阶段而言的，因此经济结构调整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始终。当然，各个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可能并不尽一致。因此，不能将经济结构调整固化、僵化，而应根据实际不失时机地将经济结构调整引向深入。例如，在“保增长”下，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低产出的项目以及落后产能项目出现“搭便车”现象，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影响到经济复苏的态势和质量，也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因此，必须在继续推进以往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根据新形势，协调推进其他方面的经济结构调整。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谋求更多话语权
善谋局者必争先，欲争先者须图变。“后危机时期”，全球的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都在酝酿着突破性的革命。而如果想要在未来新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结构调整中谋得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积极寻求战略转型，充分利用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机遇期，积极、稳妥和有效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完成产业的“蝶变”升级。同时，借力全球经济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宽思路，持续推进改革和创新，从而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并形成内需拉动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步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在消费需求中将处于主导地位。有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呈上升趋势，而且其消费结构更是已经从以食品、衣着、家庭设备、交通为主的实物消费和以医疗保健、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性消费，发展到汽车和房地产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受其带动下形成的一批高增长产业群。笔者认为，新的消费结构将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调整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大力拓展发展空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着力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构建现代城镇体系。其中，特别需要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将其作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从而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时，应继续强化对县域经济的政策支持，明确其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内资项目和鼓励类、允许类外资项目要适当放宽准入门槛，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需要大力推动落后、过剩产能的优胜劣汰，为新兴战略支撑产业释放发展空间，同时还需要坚决防止各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法违规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传统支柱产业升级改造步伐，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突出抓好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发展，开创三次产业协同拉动发展的新局面。
——以完善制度为突破口，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健全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只有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才能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为此，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相结合，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互促、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
经济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
笔者认为，全国各地在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相结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路所在。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兼顾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发展，否则，一味单纯追求速度的增长，将贻害更深，不仅提高增长的代价，而且贻误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更加被动。因此，要在发展中促调整，在调整中谋发展，将二者有机结合，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向好态势。
其次，要着力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前的一些产能过剩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外需萎缩带来的，并非完全是因为产业层次低的因素。因此，推进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其本身并非意味着绝对不会带来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相反，必须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着力避免“一窝蜂”的重复建设，防范从旧有的产能过剩演变为新的产能过剩。
第三，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冒进思想。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周期演变的规律，决定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这就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受多方因素的影响，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技术进步、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的因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此，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妥审慎，要看到其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将其贯穿于2010年、“十二五”乃至于更长的一段时期。
第四，要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共赢。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推动了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这也加剧了区域间的竞争形势。因此，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就需要强化在国家层面的规划的指导作用，使各区域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但同时，更要靠各区域之间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协调合作，要在充分利用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契机、科学规划“十二五”发展蓝图的同时，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和融入区域竞争乃至国际竞争，实现区域间在竞争与合作中的共赢。
第五，要尽快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不实现由过度强调GDP的考评机制向强调科学发展的考评机制的转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增长的冲动，也就不可能真正脱离传统的发展模式。因此，要尽快改变过度强调GDP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拓宽政绩考核评价的渠道，从而增强全国各地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