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即“民资20条意见”，将可能涉及到的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纳入对民资开放范围。“民资20条意见”脱胎于4年前的国务院“非公36条”，是上次政策的延续深化，还是另有深意？笔者看来，这一“新政”的出台，其战略意义将远大于经济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依旧脆弱，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以减少未来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振荡，可能是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长期内的全球复苏管理却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一定程度上，全球经济复苏是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催化的结果，复苏的根本策动力表现在政府而非市场层面。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放开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服务等、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垄断行业领域的准入标准，明确准入时限。政府要为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各种方式，参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造升级的投资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准入的动力问题。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让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绝对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他所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又一次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以至消灭经济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经济干预的政策效果来看，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的震幅，刺激了经济的加速复苏。但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涨”，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的事实，不难看出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消除经济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万能的。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大规模国家干预导致的政府债务膨胀。根据去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纪录，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

　　主权债务危机是全球大规模救市政策的副产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投入近5万亿美元刺激经济，但上述资金大量流入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有限。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金融机构负债和美国的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回归。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动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而与之相对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自主性投资还很疲弱。2009年美国全年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国家大规模干预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时出台“民资20条”其意义不仅是“国退民进”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动力增长切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国家对反危机治理机制方面更深层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民资20条”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