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忧外困”的局面，如何“适时适度”地进行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经济规模“坐三望二”的中国而言，最根本的是要立足国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考察时，提到了目前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情况。他说，尽管国内宏观形势向好的状况得以保持，但各种复杂因素特别是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时适度”地进行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的确是宏观管理层面临的一个难题。

　　正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目前从国内形势看，经济上升的趋势十分明显，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过热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伴随着经济过热的风险，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上升。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向好”与“通胀”的复杂国内形势，国内宏观管理当局如何出牌，本来就是“左右为难”。

　　而更加“左右为难”的，是爆发于希腊，并逐步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主权债务危机已经造成了全球市场的动荡，欧元于周末跌到了1.23美元一线，这已经是金融危机以前欧元汇率的最低水平。但真正让形势变得复杂的，是欧盟危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拖累”，市场相信欧盟和欧元区国家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来控制希腊危机的蔓延，并保证希腊不会出现主权违约。但真正的问题出在未来的欧洲经济发展以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上，因为要解决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只能采取两条道路：一条是开动印钞机来偿还债务，这样的结果只能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已经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看到，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对于解决债务危机是有效果的，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坏消息。政府减少消费，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而这样的下滑，将最终影响到欧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不幸的是，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前景的恶化，对中国来说，本来“左右为难”也就显得更加“左右为难”了。

　　进一步来说，由主权债务危机促发的欧洲和美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催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因为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违约和资本外流，必定要减少消费，并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来说，欧盟消费的减少，则意味着中国为了保持此前的经济增速，必须要把发展的重心放到内需上来。而内需的推动不仅需要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不断放松的市场管制，同时也需要一个更加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在何时选择放开人民币汇率管制，并将人民币真正变成一个可兑换货币，本来就是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的难题。欧盟的债务危机则让形势变得复杂——欧元的大幅贬值，不然意味着美元的升值，作为盯住美元的货币，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就在不断升值，而中国如果选择在此时放开人民币的汇率管制，则将意味着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还要再上台阶，在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下，中国经济如何选择，真是一个让人无法不头疼的难题。

　　当然，任何经济体的发展中，都会遇到如此的“左右为难”，经济政策在面临任何一项选择时，也都面临着“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而言，第一要立足国内，中国经济尽管足够外向，但本质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在这样一个判断上，针对房地产和通胀的调控，应该被摆上议事日程的首页。第二，尽管欧洲危机来势汹汹，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疲弱”的欧洲和美国将促使中国主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减少垄断，发展服务业。上个星期出台的民营经济“新36条”就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第三，面对国际经济危机，作为基本面较好的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予以欧盟帮助，中国已经通过IMF对欧盟进行小规模的援救，但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也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一个更加健康的欧洲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政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