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最近报道说，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此，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作出了积极回应。虽然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是出于善意，看起来也都合情合理，但是在很多时候，干预往往会加剧市场扭曲。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里，制造业较高的劳动报酬和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中。然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另外，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某些基本服务，例如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这些因素导致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动力减小了很多。

　　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人口与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至2007年间增长了大约7%，而去年则猛增了16%。

　　总之，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中国总的经济形势平稳，农民工工资还会有上升空间，而且速度可能不会低于2004至2007年间的7%。这样，10年之内工资倍增是有可能的。按此逻辑，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规定工资翻番的时间是10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情。

　　如果这个计划确实要发挥促进工资增长的作用，例如规定“年均工资增长15%、5年翻一番”，那就必须赋予政府更多的资源与新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如果工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是会降低的，这样会导致企业订单转移、工人失业，与所谓的“倍增”目标背道而驰。

　　事实上，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责任，而不是直接干预价格。例如上面提到的异地就业者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居民的福利等，这些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总之，应对市场扭曲的原则应该是消除导致扭曲的干预，而不是用新的干预对付已有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