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题为“繁荣的中国将更加开放”的文章。他指出“去年，中国扩大了国内需求，并致力于吸引外资，为全球复苏做出了贡献。然而，近来出现了一些担忧，特别是在外企中间，认为目前中国不像以往那么欢迎外国投资。实际上，未来中国将更加开放。”

　　陈德铭这篇文章有其特殊背景。

　　近来，有关中国投资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的讨论声不小，引发各方注目。

　　从不同渠道听到的消息似乎是：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巨头开始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认为“官员对他们态度强硬”。

　　在我看来，并没有哪一项具体的政策可以表明中国对外资引进方面出现态度上的变化。某些跨国公司的抱怨或许有合理的一面，但更多也缘于其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不适应。

　　笔者注意到，更早一些时候，

　　商务部专门召开了“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次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又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会进一步的完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没有回头路可走，更会进一步地走向开放。”

　　笔者认为，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对外资“态度生硬”甚至“开始蛮横”起来。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改革开放政策中，改革是内容，开放是形式；开放的形式决定了改革的成果。所谓“开放”，除了对内开放带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FDI为主的对外开放也在中国GDP增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外资情结”十分明显，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不加区别，不分门类，有钱就可以来投，有钱就欢迎，超额优惠明显。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FDI的绝对量并不大，仅占GDP的2%左右，但FDI组建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算小。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平均都在50%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30%左右。

　　不过，除了对GDP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做出贡献外，我们也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就业和税收方面的贡献却明显滞后。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仅占10%左右，而税收的贡献率也小于其平均产值的占比。

　　事实上，所有的大型外资企业都很清楚，中国之所以欢迎他们是期望“以市场换技术”。但是，有研究表明，中国做到了出让本土市场份额，但除了来自港澳台的资本以外，其他外资在技术外溢方面并无多少实质性的突破。

　　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发生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实现从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而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口号，更是保持今后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前提。

　　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20%，居世界第一，而这个数字是在去年出口下降16%的基础之上得来的。

　　换句话说，当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加快转变”的周期中，而那些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只能也必须积极参与和配合这种变化，这本身也是符合其商业利益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对中国有所抱怨的企业，更多都来自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行业等，显然他们还没有从中国“四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乐观商业气氛中缓过神来。当他们面对开始调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的确有些手足无措。

　　必须承认，一些企业的抱怨含有合理成分，比如对低效率行政审批和某些不公平市场现象的指责。但平心而论，第一，这些情形并非近来才有；其二，这是所有在中国发展的企业所共同面对的。其三，随着对大量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现在的商业环境如果不比以往更好但也没有更差。

　　其实，笔者以为，对许多跨国公司而言，更务实的做法或许是，跟上中国的脚步。

　　比如针对中国“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的特点来开发更多产品，或引入更全面的产品线到中国市场上。其次，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所谓“调结构”，其实就是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服务业GDP占比只有42%，而世界平水平为67%，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70%以上。如果跨国公司在比如物流、审计、会计、技术服务等方面加大投资，其商业机会一定会比那些传统行业更多。

　　从某种程度上，许多跨国巨头的抱怨更是一种心理落差的反映。随着一些超额优惠的消失、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加大，他们感觉到新的产业政策似乎不那么“热情洋溢”，他们的受重视程度似乎也有所下降。其实，他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步入一个深刻的拐点，所有人都需要做出调整，这包括政府更包括企业，照单全收所有投资需求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