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吴敬琏老先生出版了《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指出我国在世纪交替之时改革开放面临的一系列困难，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观念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10年一个轮回，中国的改革再次面临过大关，这次要面临的是一直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后面临的则仍然是一个旧的障碍和新的生命。

　　一、经济转型必然要求政治体制配套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央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时间表，其重要性已经提升到关系经济建设失败的高度。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其实每次经济转型的根本都是经济利益的调整过程。98年的国企改革，就是调节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分配界限。当前由于国有企业垄断了重工业的重要环节，民营企业无法介入利益分配，这就为经济转型设置了重重障碍：有资源的企业继续垄断，没资源但有技术的企业无法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去。反映到社会成果分配上，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一些暴利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迅速积攒了极大财富，而广大群众则背负了沉重的生活包袱。制造这一现象的根源是社会分配体制的不公。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改革向前推进，还是停步不前、向后倒退，两种命运前途摆在面前。

　　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是复杂的社会工程，但也不能因水深而畏缩不前。当经济这个轮子受到政治体制束缚之时，为了完善与经济转型配套的社会制度，中央用大勇气、大决心推动改革也是顺应民意，顺应潮流之举。

　　二、政治体制改革可推动消费和投资两架马车

　　在欧美经济江河日下的背景下，出口这架推动中国经济大发展了接近10年的马车，无法继续前行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得依靠国内的发展，城镇化是中国独有的一把利器，它能带动消费和投资的迅猛发展，要知道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后，本身就提供了对住房、消费品的极大需求。而当他们融入城镇生活后，随着收入相比农村的大幅提高，将促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向消费主导型过渡。

　　但是这里的前提，我们必须强调，是农村人口能够融入城镇。我们看到重庆的农地置换热火朝天，基本思路是农民将农地交给专营单位后，可以获得一张土地证，以在城镇里获得同等的居住。但是，这一举动引起有关方面的质疑，因为农民由于欠缺在城市立足的生存技能，农地置换的结果可能不是农民走向富裕，而是重现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圈地运动，导致大量的失业居民，从而引起社会极大动荡。

　　那么，在这种重大改革必须具备一个制度的保障，可以让千万农民在制度的安排下进入城市安居。这个保障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将改革的收益分配给普罗大众。从本质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配规则的改革，一旦落实，将促使城镇大发展，其动力可以维持中国未来至少10年的经济增长要求。

　　三、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稳定中推动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在稳定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推进的，不可能采用急进的方式进行，那样转型期的社会压力和矛盾将产生较大摩擦，从而可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保稳定，主要是现有发展模式继续延续，但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寻求突破口，继而由点及面，全面铺开。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这些突破口往往是市场最为追捧的热点，例如将土地财政转为资本财政，鼓励地方通过买卖国资上市公司股份以获取建设资金，这必然要求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依托，相关的股票标的也将长期走好。

　　改革，又在过大关，也必将过好这个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