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在市场、政府、企业间找到平衡点。

　　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个战略性调整与之前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有什么不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哪些影响？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将遵循哪种路线？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进行了专访。

　　第三产业反哺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这次提出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是否会改变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现有格局？

　　冯飞：战略性调整就是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十七大报告当时就提出来，经济发展要从过多地依靠出口拉动，转变到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协同拉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低速增长。现在可以清晰地判断，在“十二五”前半期，全球经济还会低速增长，这也使我国的出口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从短期的情况来看，尽管今年我国实现了30%以上的出口增长，但这是建立在去年下降16%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出口增长是填补去年减少的，明年的出口就不会像今年这样多了，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国内的消费。从长期来看，在当前资源、环境压力增大，贸易纠纷增多以及新的绿色保护、绿色贸易障碍加大等形势下，这种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向也很难持续下去。

　　从欧美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经济结构必须转到以内需为主，特别是以消费需求为主上来。这样，一方面经济可以保持平稳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带给国民更多实实在在的东西。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发现目前国家的各种导向都有向第三产业倾斜的趋势，这是否是战略性调整的体现？

　　冯飞：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上看，我国产业结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是我国产业结构最突出的矛盾，而致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

　　第三产业也被称为服务业，大多数人理解的服务业只是面向民生的服务业，而真正意义的服务业还包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也要进行结构升级，通过结构升级才能实现服务业总量的扩张，这里讲的结构升级主要还是针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的。如今，国际服务业发展也是遵循着这种大的趋势，包括设计研发的外包、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而在我国，恰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制约了工业的升级。比如说，我国的物流业存在一个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正是由于物流业的滞后，现在工业的竞争力受制于物流。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传统意义上是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当前却需要发展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升级，这是否是预示着将有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出现？

　　冯飞：准确地说，这不是一种新的产业模式，而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就是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其能为第二产业升级提供配套的服务。

　　现在最时髦的产品，如iPad、iPhone等产品很抓人，一方面是因为产品外观设计以及一些时尚元素的运用，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集成创新。这不是原始的创新，而是很多相关产品的集合创新；同时，产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它是软件的更新，一些音乐、电视节目的下载，都可以在ipad上实现。买它的产品不仅是购买单一的产品，同时还是买它的服务。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个时尚类的产品，它更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当前，我们还没有这些理念，由于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造成工业产业升级难。当然，我们的工业部门也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还缺少分工专业化的一些考虑。

　　为了价值链升级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入局，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是什么？

　　冯飞：就传统产业内部而言，我们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升级：一方面是像重化工一样存在产能过剩的产业；另一方面是传统优势产业。

　　应该说“十二五”发展的起点和“十一五”不同，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五”后半期出现煤电紧张，重化工产业出现短缺，随之重化工产业加快发展、加大投资，形成大量新建项目。但是“十二五”这个情况不存在，因为这些产业不仅已经供需平衡，甚至出现了过剩。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重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也越发迫切。

　　而另一方面，很多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偏低的，产品附加值也偏低，比如整个工业当中的制造业，平均的产品增加值在26.6%，大多处在卖苦力的环节上，而价值链中涉及的品牌、营销等高端位置还没在我们这里。我国主要还是靠制造业的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包括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的价格都比较低廉，再加上环境等条件过于宽容，使得这种不合理的“成本优势”却成了竞争力。

　　看似我们很多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强，但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竞争力。而且，为此我们付出的自然环境的代价太大了。而这些产业的升级，最主要的还是价值链升级的问题。从锁定低端向微笑曲线的两边升级。我想这才是“十二五”经济调整最现实的选择。

　　新产业兴起还需10年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有很多业界人士说，战略性新兴产业肯定是中央会议议论的焦点，但是最后好像会上没有就此形成专门的议题？

　　冯飞：在今年的10月10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也明确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形成气候的。它发展的关键是技术部分的突破。这个产业发展的快与慢，取决于技术的突破，取决于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以及市场的接受能力，所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想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培育期，才能形成比较大的规模。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战略性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其关键词是战略性，所以很容易让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范围之内吗？如何看待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和一些项目的盲目上马？

　　冯飞：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格局中的比例将加大，所以它肯定是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培育期，所以对于它而言，更重要的是准入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本质，就是创新驱动。所以要把精力用在创新上，用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上。一些地方不够条件上新兴产业，只是简单的拿项目、搞投资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是放大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如果说地方投资或者社会投资都投到技术的创新、成果的转化方面，我认为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仅仅关注后端、项目投资，这方面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和技术风险的。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准入机制应遵循什么原则？

　　冯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准入问题，一定要把技术的要求融入其中。不仅是简单的项目的投资、产能的扩张，更要把技术要求放进去。对于一些领域，要提最低的技术要求，提创新能力方面的要求，把有没有成规模上水平的研发机构作为项目核准的必要条件。而技术准入就需要更严格，不要把准入的关注点放在经济准入上，而要放在技术准入上。

　　“十二五”要看中西部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明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好多工业项目也都利用“十二五”的契机在审批推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冯飞：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直有一个怪圈，就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换届，或者是一个新的五年规划的实施、开局时，是各地发展热情最高的时期。所以你看这些大的经济景气周期基本上和政治周期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需要在这样一个新的五年的开端提醒相关地区和产业，不能盲目、头脑发热，我想这是非常必要的。

　　“十二五”的产业格局变化将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淘汰落后将继续进行，将使相关产业的集中度更高；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的规划中，将从目前的占GDP4%左右提到8%，其在产业格局中的分量加重；另外一个就是重大的产业布局将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会呈现一个加快发展的势头。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是不是中西部地区将成我国“十二五”的发展重点？

　　冯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在“十一五”的后半期，已经出现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势头。

　　这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外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比如金融危机之后，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不具备地区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比较突出。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维护好既有的比较优势，有序推动产业梯度转移，这样才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的战略纵深还是比较大的。东部、中部、西部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需要通过产业有序的梯度转移，来维护好我国既有的比较优势。

　　还是要靠市场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国家经济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会比较考验地方政府的意志，如果调结构，可能地方政府的GDP就上不去。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冯飞：调整结构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要在结构调整当中谋发展，地方经济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只能在现有的存量的基础上去谋发展，在结构调整当中，也有很多发展的机遇，也能获得比较快的、平稳的经济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就是一个增量的因素。

　　同样，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当期，不能只看到当代，需要更多地看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更多平衡资源环境的压力。前一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资源环境绷得太紧，实际上出现了资源环境透支的问题。为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速度可以慢一点。经济绷得太紧，问题会比较多。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调结构最大的矛盾是否在于政府跟市场之间力量的平衡？

　　冯飞：实际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九五”计划就开始提了，当时被称为“两个根本性转变”。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机制，靠什么机制来调。

　　目前在机制方面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能源和资源价格扭曲所造成的。扭曲的价格必然会形成扭曲的产业结构，所以在市场机制下，最重要的信号就是价格信号。资源必须在价格信号下优化配置。

　　我认为，在调结构的过程当中，更多地需要靠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有利于调结构的市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还是过去的那样一个市场，完全取决于好的市场机制的确立。

　　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我们没有过多的政府直接干预。但是由于这些基础性产品价格的扭曲，造成了配置错位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能源和资源价格形成有效的机制改革。看似两个不搭界的问题，实际却是最应统一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