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从来都是政府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没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也从来没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行为。因此，所谓货币发行量过大的判断肯定是一个把贷款量误认为发行量的冤假错案。

　　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的货币发行量过大了，甚至还计算出来超发了多少万亿。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国情的错误判断。通货膨胀从来都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是政府为了转嫁财政危机，故意多发了票子，掏老百姓和企业的腰包，人为地使货币贬值。也就是说，凡是超发的都是自觉的，没有不经意的事情。因此，货币是否超量发行，发行了多少，中央政府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根本不需要学者或统计部门推算。我国政府是负责任的人民政府，而且财政收入一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根本没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也从来没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行为。因此，所谓货币发行量过大的判断肯定是一个把贷款量误认为发行量的冤假错案。

　　首先，人们不能否认，在我国银行的账面上目前是巨大的存差，大量的货币处于睡眠状态，实际上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货币存在银行里，与埋在地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这些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周转速度加快，所谓的MO、M1和M2也不可能像目前这样多。而不管这种情况造成的货币有多少，也都是经济发行，不是财政发行，不是印刷厂凭空印出来的，都是有实物和经济行为支撑的。只有贷款量大于存款量，才是超发了纸币，致使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存款如果不能转化为贷款，就转化为失业，即资本和劳动力双失业。长期以来，我国大量存款积压在银行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受到审批经济的严重抑制，造成所谓的产能、产品、流动性、劳动力四大剩余。这样一个国家竟然存在通货膨胀，不管预期大小都是观念混乱，子虚乌有。几十年来，我国由于社会保障不到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让少数人在短期内暴富，GDP丰产、老百姓不丰收，广大人民群众不敢消费，无钱扩大消费，收入本来就不高的人们却不得不向银行存款，搞家庭自我保险。于是，存款超常增长，而贷款却长期大幅度低于存款，大量的产品实现不了价值，不得不依赖送礼性出口；在大量资本失业的同时，创造我国95%以上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却很难得到贷款，融资成本高达20%左右。如果没有所谓的黑钱，我国的中小企业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那么多的货币积压在银行里，是所谓流动性不让流动，怎么可能过剩了呢？存款准备金率长期超高，等于不断提高堤坝，把水紧闭在水库里，土地都干裂了，庄稼都旱死了，却天天神经兮兮地为洪水滔天心惊胆战。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观念可以休矣！

　　这种心理障碍，其实是被30多年的所谓高增长吓坏了。其实，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增长速度是不能横比的，我国GDP增长10%的绝对额，还不如美国的1%大。GDP平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高速度，而发达国家每年增长3%就是了不起的高速度。我国目前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移民倾向的增强都说明阶级分化和超经济剥削日益严重，少数暴富了的人并不理直气壮，也缺乏安全感。因此，GDP10%左右的增长速度只是带病前进的速度。按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弱势群体的觉悟水平，我们不要指望短期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分配不公的局面。但是，只要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几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率就会大幅度提高，由消费拉动的GDP增长率几十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都是正常的。每年只要转化一个百分点的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使他们真正享受城市人的国民待遇，即使消费水平只达到目前城市人口的一半，我国的充分就业率和实际投资率都将大幅度提高，仅此一项举措，GDP就不会低于10%。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产生的各种负面问题不是增长速度造成的，不是所谓总量问题，而是质量和结构问题。这是由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严重不公平的财政分配体制和居民收入分配机制造成的。如果不从产生问题的根源入手，人为地降低发展和增长速度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我们决不能为了CPI的面子牺牲就业和收入的里子。

　　其次，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国的投资率指标。如果把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投资额看作是实际投资，我国目前的实际投资率大体上只是名义投资率的一半左右，相当数量的贷款又会转化为存款。相当数量的货币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走来走去，根本没有真正转化为资本，既没有转化为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没有转化为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大多数没有转化为现金流量，更没有进入老百姓的腰包。而银行管理部门和金融专家却煞有介事地讨论M1和M2多了少了，什么剪刀差，反剪刀差，什么黏稠性，都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审批经济没有根本转变为市场经济之前，在货币、粮食和能源还是计划价格体制的条件下，这些从西方抄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反映我国的实际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根据这些指标调控经济运行只能是对牛弹琴，难免指鹿为马、南辕北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辛辛苦苦为经济发展帮倒忙。

　　最后，我们必须认清这一轮物价上升的主动力。在具体分析物价上升原因的时候，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不可否认第一推动力是生产成本，其中最大的比重是活劳动成本。今年前三个季度，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了18.7%。这种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与货币发行量毫无关系，不是老板手里的货币多了贬值了，而是工价补位，欠账还钱，缩小超经济剥削。活劳动成本上升，需求没有下降，产品的价格上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工商业活劳动成本上升，农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必然上升，农产品价格不上升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分配体制改革，可以预期的是，农民工的工资还将持续上升，生产成本和物价的上升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工价上升引起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再引起工价上升，这样一种循环必然引起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我们必须分清因果关系，不是货币发行量引起物价上升，而是工价和物价上升引起货币发行量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为地抑制货币发行量的上升，其后果是阻碍分配关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延缓农民工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失衡，是历史上的错误方针造成的，要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在战略上有所突破。而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消除超经济剥削就是战略性调整。为此，必然重新改变人们的利益分配结构，工价、物价的变化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带有重新洗牌的性质，存量的问题要靠增量来解决。政府只要对收入水平承受不了物价上升的群体不断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就不必担心这种物价上升的趋势，而是要把它看作改变不合理、不公平财产关系、分配关系的一种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