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于5月12日宣布，从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再一次出手，强力管理通胀预期。

　　众所周知，自去年7月以来，通胀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卷土重来”，迄今已历时近1年了。为了治理通胀，央行近一个时期频繁使用从紧的政策工具。自去年10月20日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4次加息、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种工具共计使用12次，几乎平均每月要使用两次，这种频繁程度在央行调控历史上还是很少见到的。可是就目前情况而言，通胀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抑制。对目前这种通货膨胀“治而未愈”的状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经济的基本面看，导致通胀的各种因素依然基本存在。比如，市场的流动性过剩依旧，虽然4月份果蔬价格有所回落，但不少农副产品的价格还停留在较高价位，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从成本方面推高了CPI等。从外部看，国际输入型通胀对CPI的压力较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4月27日宣布，总计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将如期于今年6月30日结束，并维持现行联邦基金利率不变。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将和全球其他国家的紧缩货币基调形成进一步反差，而这种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将进一步加大全球性的通胀风险，特别是增大了中国等新兴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前几年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有所回落，但当前仍然处于高位，2010年GDP增长10.3%就是例证。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说，今年正值“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都在“大干快上”，新上马投资项目增多。今年一季度GDP增9.7%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经济运行处于高位之时要治理通胀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回顾历史上治理通胀的过程，可以发现，CPI要有明显回落，往往是在经济增长下滑之后。例如，对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通胀与进入新世纪以后的通胀的治理，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功劳固然不可忽视，但更要看到，这两次通胀的缓解分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与本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致使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才得以见到。因此，与宏观调控政策相比，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才是抑制通胀的更有力因素。

　　第二，就货币政策的运用而言，之所以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除了政策效力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外，还包括就反通胀而言，可以说现行货币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强，而这又是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立足点有关。我国货币政策的立足点不只是针对反通胀，而是需要同时兼顾确保经济增长与抗击通货膨胀两个目标。从菲利普斯曲线出发，高增长是与高通胀“相伴而行”的，因此，要抗击通胀，就必须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英国治理通胀的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美联储在运用货币政策抗击通胀时，则基本只以反通胀为目标，而不受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只要尽量不引起经济衰退即可。而我国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基本上是以保证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在如此的考量下，由于唯恐伤及经济增长，则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一次下手太狠，则只能是“慢牛”式的逐步推进，边走边看。尤其在经济已经出现放缓迹象的时候，货币政策的运用就更加谨慎。根据渣打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各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远低于2008年3月的8.72%，这说明货币条件仍比上一轮通胀严重上扬时期宽松得多。再对比上一次对大量产品实行的直接价格管制，这一次，发改委使用了“约谈”这样一种道德劝说来阻止消费品的涨价。由此来推断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必然是有限度地继续使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在如此的政策模式操作下，一方面，CPI的下行速度会相对较慢，人们忍受通胀的时间会较长；另一方面，也不会因强力反通胀引发经济的振荡，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兼顾经济增长的反通胀政策在通胀不是特别严重时应当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