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已进入倒计时，有关会议的主要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无论强制减排是否能够取得全球共识，都难以阻挡碳税时代的到来。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举起了碳关税的大旗。

　　12月6日，欧盟气候行动委员赫泽高在德班再次重申，自2012年1月1日，对所有进出欧盟国家的航班征收碳税已成定局，没有重新讨论的可能。

　　一个月前，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碳税法案”，从明年7月开始征收碳税，届时澳大利亚将成为欧洲之外对碳排放限制力度最大的国家。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在两年前，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将于2020年起开始实施的碳关税议案。

　　面对一个个新立的碳关税壁垒，中国，这个全球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如何保护自身发展权益成为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因为以碳税为核心的新非关税壁垒体系正在成为新的游戏规则。

　　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一定非要全球达成协议，走《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形式。单个国家推出碳税，一样可以制约你。”

　　碳关税一旦全面实施，将会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造成重大影响。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

　　仅欧盟航班碳税一项，据中国民航局测算，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天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的额外成本。2012年中国民航业将向欧盟支付约8亿元，2020将超过30亿元，9年累计支出176亿元。

　　在这种条件下，贺军认为，依靠以往《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共同而有区别对待的原则”来谈判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少，中国只向世界作出减排承诺是远远不够的，只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也是不行的。

　　“中国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我们的碳排放，改进能源利用的效率，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出台反制的措施。”贺军表示，比如提出碳消费税。

　　所谓碳消费税，就是向碳密集产品的消费者征收碳税。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模式，由碳密集产品的生产者纳税，可能会造成“碳泄露”，即有些国家为了达到本国碳减排的目的，可能会对能源密集型或者碳排放密集型产品进行离岸制造和生产，造成产品“隐含碳”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意味着要为全球市场生产各种商品和工业产品，同时要为这种生产消耗能源和各种资源。如果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中国必然会成为产业链上碳排放强度最大的环节。贺军认为，仅仅衡量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产业环节是不公平的，而要看谁最终消费了这些能源和排放。

　　“美国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这其实是一种单向度的贸易壁垒，如果美国真要实施，中国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对出口商品征收碳消费税，目的在于揭示碳排放的最终责任人是谁。”贺军指出，在环境保护发展历程中，消费者付费是公认的国际规则。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消费环节征税显然最为合理。“这种价格机制刺激企业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或者是替代能源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

　　但盘雨宏认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碳消费税还不具备可行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均存在较大的争议。碳消费税的征收势必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担心碳消费税的征收导致其能源价格高于未征税的国家，从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对于贺军而言，碳消费税的提出，关键是为了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增加一些反制的措施。“碳消费税成为了一个新的税种，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需要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