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传媒集团”将要进军股市，让某些人不爽。作为集团核心资产的《知音》杂志，创刊于1985年，自始就以感情、案情、明星隐私等内容和别具一格的文风吸引读者，一路走红，在二三线城市的草根人群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行规模达到600万份，在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 (5月3日《北京日报》)

　　《知音》的经营是成功的，因此才有了上市的可能。不过，其风格所受的批评之烈、内容涉嫌侵权遭遇的诉讼之多，几乎与它的高发行量相映成趣。 “文风矫揉造作、煽情和狗血泛滥”，“借名人和明星隐私吸引读者，频频引发诉讼”，“将故事与新闻相混同导致公信力低下”，更成为杂志的三大“罪状”。有人为此恶搞出了一种庸俗不堪的“知音体”，以宣泄对《知音》的恶感。公共形象不佳，从而引发舆论对杂志的严重负面评价，现在又导致集团上市被强烈质疑。

　　公众希望杂志能尽到社会责任甚至审美责任，不要以过于“怪异”的内容和风格恶心读者，这可以理解，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企业确实应该以此为目标。但平心而论，社会责任不是法定义务，只能由杂志主动承担，不能由公众强加。至于文学风格，则只与购买杂志的读者有关，而同其他人没多大关系。有人就好这一口，所以才愿意掏钱买；若改了口味，丢了市场，杂志办不下去，热衷以“知音体”恶心办刊者的那些人会来埋单吗？权利要与义务对等，干预企业经营的行为往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恶搞《知音》的人士愿意与被恶搞的对象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吗？

　　真正可以构成反对《知音》上市理由的，是该杂志老惹官司，被人以侵犯隐私或名誉权告上法庭。然而，只要杂志社赔得起钱，赔钱之后还赚得更多，而法院和有关部门又没有查禁或关闭刊物，一部分人即便觉得《知音》恶心，也没有办法不让知音传媒集团上市。因为对企业上市的审核，最后把住的是投资者的两大命门：盈利性和安全性。只要企业的盈利是可靠的，不存在欺诈，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将说明一切：股民认不认购知音传媒集团的股票，是对《知音》杂志最好的市场检验。

　　说得透彻些，鄙视《知音》和追随 《知音》的大体上是不同的两拨人。只要留心一下，在国内一些大都市里，《知音》卖得最好的地点，往往是长途汽车站或者火车站。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文学品位，较低的经济收入，还有较低的文化消费能力，构成了《知音》读者群的基本特征。 《知音》的经营定位由此而来，其成功也由此而来。除非我们不允许这样一个阶层存在；或者允许他们存在，却不允许他们的需求存在；或者允许他们的需求存在，却不允许满足他们需求的文化产品存在——否则，《知音》之类的“离离原上草”，总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都市里那些追随高品位的“精英”或“准精英”，如果能站在草根阶层的立场上，而不是简单唾弃《知音》，认真做些文化普及的事情，在满足草根阶层文化需求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他们的品位，使其最终走出《知音》的“恶俗”，岂不要比反对知音传媒集团上市更加符合市场逻辑，更加符合人性标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

　　说得再深一些，到了今天，“文化”中不但包含着可以流传千秋的高雅文化作品，也容纳了提供人们工余饭后消遣娱乐的无害的文化产品。两种文化各有其功能或价值，不应该偏废，更不应出现非此即彼的选择性意见。近年来，一些优秀文化作品尚且已经通过“文化交易所”和商业炒作，走上了文化产业的道路，像《知音》这样本来就属于低端消费对象的文化产品，其所在企业上市就更不应该是个问题了。

　　一句话，对《知音》的批评可以继续；恶搞“知音体”的人们如能保持兴趣，《知音》又视之为不花钱的广告，也可以继续。至于知音传媒集团能否上市，就交给市场去解决吧，没必要多操闲心。